全球被监禁新闻工作者人数再破记录
2022年，全球被监禁新闻工作者人数再创新高。在这充满冲突和压迫的一年，独裁领导人变本加厉地惩罚独立报道并将其定罪，采取愈发残酷的手段来压制异议，破坏新闻自由。 2022年12月14日发布 保护记者委员会（CPJ）编辑主任Arlene Getz撰稿 监禁记录最差国 | 区域镇压 | 调查方法 今年，因履行工作职责而被监禁的新闻工作者人数又创新高。保护记者委员会年度调查发现，截至2022年12月1日，共有363名记者失去人身自由，这一新的全球记录比去年高出20%，标志着日益恶化的媒体环境迎来又一个寒冬。 今年监禁记者人数最多的前五个国家分别是伊朗、中国、缅甸、土耳其和白俄罗斯。极权政府变本加厉地压制媒体，背后的一个关键动因是，它们试图掩盖民众在全球面临新冠疫情和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所造成的经济后果下强烈不满情绪。 在伊朗， 22岁库尔德女子玛莎·阿米尼（Mahsa Amini）因涉嫌违反伊朗头巾法被捕，在拘留期间死亡，引发了大规模抗议。约有14000名伊朗民众在镇压抗议期间被捕，其中包括数十名记者。自9月以来，示威活动已经蔓延到全国各地，抗议者大声疾呼妇女权利，进而要求罢工并推翻伊朗领导人。当局监禁了大量女记者，数量之多创下纪录——自抗议活动开始以来被捕的49人中有22人是女性——反映出她们在报道这场由妇女领导的起义中所发挥的突出作用。 在中国，当局在最近针对政府清零政策的抗议活动中加强了网络审查。据报道，几名记者在报道示威活动时被短暂拘留。 CPJ的数据还强调了另外一个主题：对少数族裔的持续压迫。 在伊朗，库尔德人首当其冲受到伊朗政府针对抗议活动实施的报复，至少有九名库尔德新闻工作者被关押。在土耳其，当局逮捕了25名库尔德新闻工作者，他们或供职于Mezopotamya新闻通讯社（一家全女性JINNEWS媒体机构），或供职于为欧洲库尔德媒体机构创造内容的制作公司。在伊拉克，出现在今年监禁名单中的三名记者都被关押在伊拉克库尔德斯坦。在中国，许多被监禁的新闻工作者是来自新疆的维吾尔族人；北京当局因大规模拘留和严厉镇压该地区以穆斯林为主的少数民族而被指控犯有危害人类罪。 监禁新闻工作者只是专制领导人试图扼杀新闻自由的一种方式。各国政府正在发明不同的策略，例如出台“假新闻”法以及利用刑事诽谤和措辞含糊的立法将新闻报道定罪。它们无视法律规则，滥用司法体系，并利用技术来监视新闻工作者和他们的家庭。 从俄罗斯到尼加拉瓜再到阿富汗等国家，随着新闻工作者流亡国外或被迫进行自我审查，独立媒体机构已经遭到重创。虽然各国镇压手段各异，CPJ调查报告中记录的案件都有一个共同点：官方的残忍和报复行为。 在中国和沙特阿拉伯这样的国家，新闻工作者刑满后仍被关押是常态。其他国家则随意做出残酷的行径。例如，越南记者范端庄（Pham Doan Trang）因进行反政府宣传而被判处九年徒刑。她从河内被转移到距离她家人900多英里的偏远监狱——这是阻止定期探监的常见策略。 在白俄罗斯，Belsat电视台记者Katsiaryna Andreyeva是因报道针对总统亚历山大·卢卡申科的全国性抗议活动而被拘留的几十名记者之一。她在即将服满两年刑期时突然被法院以 “泄露国家机密” 的罪名又被判处八年监禁。 在土耳其，宪法法院下令对被判无期徒刑的Hatice Duman进行重审（她已服刑20年）。该记者本月告诉伊斯坦布尔的一家法院，监狱官员在重审前几周没收了她的法律文件和笔记，从而侵犯了她准备辩护的权利。(Duman早前在接受CPJ采访时说她的书桌、书籍、日记，甚至白纸等私人物品也在牢房突袭中被拿走）。 其他要点： 监禁记录最差国 #1：伊朗 阿米尼死后，伊朗对大规模抗议活动进行了镇压。截至12月1日，至少有62名新闻工作者入狱。若在示威活动开始后被拘留的另外21名新闻工作者未在此日期前被保释出来，这个数字还会更高。 今年在伊朗被拘留的女性记者人数之多是前所未有的。在2009年颇有争议的总统选举后的几年里，伊朗监禁新闻工作者的人数曾创下纪录，最高在2012年达到47人，其中只有四名是女性。 相比之下，今年的监禁名单中有24名女性在列，其中22人在抗议活动开始后被捕。 消息人士告诉CPJ，今年的逮捕行动中出现一种模式：警察在黎明前突袭记者住所，没收他们的设备，甚至殴打被拘留者。通常，记者的报道也随之消失，他们的社交媒体账户要么被政府关闭，要么被担心遭到报复的记者们提前删除（在一个政府控制多数媒体的国家里，社交媒体是关键的发言平台）。 伊朗今年共有62名记者入狱，是CPJ 30年来调查发现的该国的最高记录，轻松超过了伊朗在2009年颇有争议的选举之后创造的监禁记录。 #2： 中国 由于中国对媒体的严格审查，以及在政府密切监视人民的国家发表言论的恐惧，调查中国监禁新闻工作者的确切人数尤为困难。在此背景下，已知在中国入狱的新闻工作者人数略有下降（从2021年的48人下降至2022年的43人）不应被看成中国对独立报道的打压有任何缓解。 在因受模糊指控而服重刑的新闻工作者中，维吾尔族人占了很大一部分。其中，Omerjan Hasan因出版新疆地区的非官方历史而服刑15年。Ilham Weli, Juret Haji, Mentimin Obul, 和 Mirkamil Ablimit因被指控为两面人（中国当局经常用这个词来形容他们认为公开支持但暗中反对政府政策的人），自2018年以来一直被关押。同样自2018年以来被拘留的编辑 Memetjan Abliz Boriyar则被控批准发行一些后来才被中国当局禁止的书籍。另一个令人不安的趋势是，一群曾为新疆新闻网站Uighurbiz创始人伊力哈木·土赫提（Ilham Tohti）（他已被终身监禁）工作的学生据信已经服满刑期却未被释放，而是被转移到了所谓的 “再教育营”。 …
“被打入牢笼”：香港媒体的悲哀里程碑
Steven Butler/CPJ亚洲项目协调员 2021年对香港来说是一个悲哀的里程碑。这个前英国殖民地的新闻工作者有史以来第一次出现在保护记者委员会（CPJ）的年度监禁报告中，该报告列出了全球因履行工作职责而被不法监禁的记者名单。香港今年共有八名记者入狱，而去年该记录为零。 大约50年前，我以学生的身份第一次访问香港，并在几年后回到那里为我的博士论文进行调查研究。之后，我以记者的身份多次前往香港，包括1997年香港回归中国以前和之后。而最近的一次，我以CPJ新闻自由倡导者的身份拜访香港。 若我总结说“香港多年来发生了变化”，则太过轻描淡写。 压制香港新闻自由并不是从2021年开始的。虽然香港从未参与过完全的民主选举，他们在过去几十年来曾享有不受约束的新闻自由和法治，使香港成为富有吸引力的繁华商业和金融中心。殖民时期的反共报刊有著名的英文报纸《南华早报》和中文报纸《明报》等，而左派刊物则包括亲共的《大公报》和《文汇报》。考虑到当地的自由和便利，许多国际新闻机构都在香港设立了分社总部。不论是香港的活力、美食、环境，还是富有独创精神和壮志雄心的市民都让人难以抗拒。 根据一份CPJ报告的记录，1984年《中英联合声明》明确表述了13年后香港回归中国的决定。不论民意如何，这都奠定了“中共迫近”的基调，而危机果然接踵而至。即便是在交接之前，反共报刊已经逐渐收敛。交接之后，这一趋势愈演愈烈，偶有新闻工作者因其对中国或香港政府持批评意见而受到人身攻击。在2019年声势浩大的民主示威活动中，警察频繁袭击记者。 当然，在多数港媒亦步亦趋地对中国服软时，有一个明显的例外：《苹果日报》和壹传媒的创办人黎智英。黎智英因其“在推动新闻自由事业上取得的非凡和持续的成就”，荣获今年CPJ 伊菲尔新闻自由奖（Gwen Ifill Press Freedom Award）。如今，他因顽强拒绝随波逐流，继续在《苹果日报》上公开支持亲民主的反共社论而锒铛入狱，或被判终身监禁。他的六名资深同事以及独立网络广播电台D100的一名评论员也被捕入狱。《苹果日报》和壹传媒已被迫停业。 中国政府与黎智英的宿怨始于1990年代。当时，黎智英在一篇专栏文章中暗示强硬的中国总理李鹏“扑街”后，被迫出售他的服装公司在大陆的所有业务，而那是他最早的财富来源。从1990年代后期开始，《苹果日报》受到显然是由中国策划的广告抵制，并在之后变本加厉。《苹果日报》办公室，黎智英的家和报社员工都遭受了各种袭击。 黎智英在2019年接受CPJ采访时说：“记者的权利正在被剥夺。我们曾是森林里的鸟，现在正被打入牢笼。”一语成谶。 在史无前例的民主示威活动席卷香港后，中国于2020年7月1日强制实施了严厉的《国家安全法》，黎智英和其他多人已被指控。虽然黎智英和他的同事们受关注度最高，但是新法如乌云笼罩了整个港媒（参见CPJ的调查报告）。 独立的香港记者协会已经遭受了来自政府和亲共媒体的一系列攻击，包括收到来自当局的暗示，称香港记协或已违反《国家安全法》。11月5日，香港外国记者会发布会员问卷调查显示，83.8%的会员认为记者的工作环境已经恶化，71%的会员对自己因履行工作职责而被捕表示轻微或高度担忧。可悲的是，中国外交部驻港公署不出所料在一份威胁声明中抨击香港外国记者会“抹黑香港新闻自由，鼓吹‘寒蝉效应’，干预香港事务。” 这并不表明阵地全部失守，仍有一些幸存的新闻机构和国际媒体在香港进行出色的报道。但是，什么内容是可以报道和什么内容是不可以报道之间的那条界线前所未有地模糊。 作为CPJ在香港和中国问题上的主要发言人，我一直对中国和香港政府进行直言不讳地批评。鉴于中国劫持外国人质的记录，以及香港《国家安全法》不断演变的应用，我将来还能毫无顾虑地回到那个我多年来热爱的地方吗？我不知道。
被监禁新闻工作者人数又创新高
2021年，全球被监禁新闻工作者人数又创新高。遍布亚洲、欧洲和非洲的专制政权采用新技术和安全法严厉镇压独立媒体。保护记者委员会（CPJ）编辑主任Arlene Getz 特别报道。 2021年12月9日发布 纽约 对新闻自由捍卫者来说，今年是尤为艰苦的一年。保护记者委员会（CPJ）2021年监禁调查报告显示，全球因履行工作职责而被监禁的新闻工作者人数创下了293人的历史新高，打破了2020年280人（经修订）的记录。今年至少有24名记者殉职，另有18名记者死因不明，无法确定他们是否遭到有针对性的报复。 中国连续第三年成为全球监禁记者人数最多的国家，共有50名记者身陷囹圄。在2月1日军事政变引发的媒体镇压事件后，缅甸飙升至监禁名单第二。埃及、越南和白俄罗斯次之。 今年是CPJ年度调查连续第六年记录狱中记者总数超过250人，该人数不断攀升的原因因国而异，但都反映了一个明显的趋势：各国越来越不容忍独立报道。胆大妄为的独裁者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力愈发无视正当的法律程序和国际规范。在各国受新冠疫情严重干扰并努力应对气候变化等迫在眉睫的问题的当下，专制政府显然察觉到公众对侵犯人权事件的反应变得迟钝，以及民主政府对政治或经济制裁的兴趣明显减弱。 诚然，有一些国家出乎意料地逆转了大量囚禁记者的趋势。土耳其曾是全球监禁记者记录最糟糕的国家，在去年释放20名记者后，今年仍有18人被关押，在CPJ的年度监禁名单中排名第六。沙特阿拉伯释放了10名记者，仍有14人在狱中；今年的调查没有发现新增记录，表明该国不再是全球前五监禁大国。 然而，如果只将狱中记者人数的减少视为某国对媒体态度的好转显然太天真。正如CPJ指出，土耳其在2016年政变未遂后的镇压行动有效拔除了该国的主流媒体，并迫使众多记者离开新闻行业。土耳其的入狱记者人数下降还是因为政府允许更多记者假释等待审判或上诉结果。 在沙特阿拉伯，贾迈勒·卡舒吉（Jamal Khashoggi）在2018年被残忍谋杀并分尸一案以及2019年几起新拘捕事件或使许多记者噤若寒蝉，其恐吓效果或比任何新一波逮捕更为有力。此外，独裁领袖加强利用先进手段来阻碍独立记者和媒体的工作，特别是互联网断网和通过高科技间谍软件加强监视，减少了逮捕记者的需要。 中国监禁新闻工作者势头不减。不同的是，今年CPJ的年度调查首次发现有记者在香港入狱，这是香港历史性的民主示威活动后被强制实施的严法2020年《国家安全法》导致的结果。 包括《苹果日报》和壹传媒的创办人、2021年CPJ伊菲尔新闻自由奖（Gwen Ifill Press Freedom Award）获得者黎智英在内的八名香港媒体人物被监禁，使香港早已四面楚歌的独立媒体再受重创。狱中新闻工作者或面临终身监禁。 在中国大陆，许多人面临着一连串不明不白的奥威尔式指控。自由视频记者张展在2020年5月因报道批判中国应对新冠疫情大流行不当而被捕，以“寻衅滋事”的罪名被判四年有期徒刑，该罪名常常被强加于对执政的中国共产党进行和平批评的人士身上。其他人则被指控为“双面人”，该词无任何法律依据，隐含了对中共的暗中反对，常常被用来控诉新疆维吾尔族记者。 中国还不放过非媒体从业人士，逮捕了涉嫌向《大纪元时报》发送资料的11人。《大纪元时报》是隶属于法轮功精神组织的一家媒体公司。因该报称其非新闻工作者，被捕的11人未被列入CPJ的年度监禁名单。然而，他们所受的监禁反映了中国意图遏杀媒体话语的决心。 缅甸截至2020年12月1日没有记者入狱，但在今年军方政变后的媒体镇压活动中逮捕了26名记者，而事实比该数字显示的还要可怕。许多新闻工作者，包括美国记者丹尼·芬斯特（Danny Fenster ）在入狱数月后、CPJ调查之前获释。根据CPJ的调查，可能还有其他被拘留的记者身份尚未确定。此外，人数未知的一群记者已转入地下或流亡；他们的离开对独立媒体在被罢黜政府掌权期间取得的成果是一记重击。 埃及排在缅甸之后，成为全球监禁记者记录第三的国家，2021年共有25名新闻工作者被关押。尽管该数字较去年有所降低，但该国持续监禁记者的现象标志着阿卜杜勒-法塔赫·塞西（Abdel Fattah el-Sisi）政府公然无视本国法律的惯常行为。 埃及当局常常规避限制囚犯的审前拘留期在两年之内的法规，通过提出额外指控来延长该期限。另外，他们还为服刑期满的狱中人士开出释放的条件。 例如，埃及摄影记者、CPJ国际新闻自由奖获得者马哈茂德·阿布·扎伊德（Mahmoud Abou Zeid），又称肖坎（Shawkan），自2019年3月4日从托拉监狱获释以来，每晚都在拘留所过夜。他被以“警方监视”的条件获释后，必须在接下来五年内每晚去警察局报到。到目前为止，警察每天都命令他在局里的牢房过夜。肖坎还被禁止管理他的金融资产和房产五年。 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新闻自由面临的最大的阻碍来自埃塞俄比亚。阿比·艾哈迈德（Abiy Ahmed）在2018年前所未有的改革时代成为总理，他领导的国家却在2021年成为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仅次于厄立特里亚的第二大记者监禁国。 自从去年联邦政府军与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TPLF）领导的部队爆发内战以来，该国有无数新闻工作者被捕。截至12月1日，仍有九名记者被关押。随着冲突升级以及政府实施严厉的紧急状态法，六名记者于11月被捕。CPJ今年记录了其他多起侵犯新闻自由的案例。 与此同时，白俄罗斯领导人亚历山大·卢卡申科（Aleksandr Lukashenko）使用令人发指的极端措施，迫使瑞安航空公司的一架民用航班改道，逮捕了机上的记者罗曼·普罗塔谢维奇（Raman Pratasevich），显示了他对公众舆论视若无睹，不惜一切代价维护自身权力。 白俄罗斯目前有19名记者被监禁，高于去年的10名，也是自CPJ从1992年开始年度调查以来该国的最高数据。 被捕记者中包括独立体育新闻网站Tribuna 的记者阿利阿克桑德·伊夫林（Aliaksandr Ivulin）。伊夫林因被指控违反公共秩序而面临长达四年的牢狱之灾，而他的一名粉丝因其在伊夫林的本地足球俱乐部的一场比赛中穿着标有25号的俱乐部球衣，竟然也被判处14天监禁，因为25号是伊夫林为该俱乐部效力时所用的号码。 在言论自由环境严峻的一年里，这种偏狭的控制令人难以抱持乐观的态度，监禁记者人数恐怕还会持续创新高。 其他调查发现： · 截至2021年12月1日，CPJ记录了19名记者因遭报复性谋杀而殉职，该数字在2020年为22人。今年还有三名记者在冲突地区进行报道时遇难，另有两人在报道抗议或街头冲突时因形势升级而殉职。 · 墨西哥仍是西半球记者殉职人数最多的国家。今年有三名记者因遭报复性谋杀而殉职。CPJ正在调查其他六起记者遇害案，以确定他们是否殉职。 · 印度有四名记者被证实因遭报复性谋杀而殉职，该人数为世界之最。第五名殉职记者则在报道抗议活动时遇害。 · …
审查最严的10个国家
审查最严的10个国家 厄立特里亚 朝鲜 土库曼斯坦 沙特阿拉伯 中国 越南 伊朗 赤道几内亚 白俄罗斯 古巴 调查方法 资料图 视频 新闻稿 也提供 English Español Русский العربية Français فارسی Português 专制政府使用传统手段以及先进的数字审查和监控系统来镇压独立媒体。保护记者委员会特别报告。 保护记者委员会整理的一份名单显示，厄立特里亚是全球媒体审查最严的国家。保护记者委员会通过调查各国使用的审查手段而整理出该名单；这些审查手段包括人身监禁、出台专制法律、监控记者、限制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使用。 根据《世界人权宣言》第十九条，人人有权享有寻求、接受信息和发表意见的自由。这10个国家屏蔽或严格限制独立媒体，通过监禁、数字和人身监控等骚扰方式来恐吓记者，使其失声，公然蔑视国际准则。自我审查普遍存在。 对媒体审查最严的三个国家是厄立特里亚、朝鲜和土库曼斯坦，媒体充当这些政府的喉舌，任何独立新闻媒体都只能在流亡中运作。获准入境的少数外国记者受到严密监视。 名单中的其它国家使用骚扰和任意拘捕等粗暴手段以及先进的监控系统和有针对性的黑客攻击来使独立媒体失声。沙特阿拉伯、中国、越南和伊朗尤其擅长使用两种审查手段：监禁和骚扰记者及其家人，以及进行数字监控、审查互联网和社交媒体。 该名单仅列出媒体受政府严格控制的国家。叙利亚、也门和索马里等国的记者境遇和新闻自由也极其不堪，但究其原因，政府审查并不是唯一主导因素。暴力冲突、基础设施缺乏和其它非政府因素一起导致了险恶的媒体环境。 1. 厄立特里亚 领导人：伊萨亚斯·阿费沃基总统，自1993年起执政。 审查机制：2001年，政府关闭了所有独立媒体。厄立特里亚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监禁记者人数最多的国家，截至2018年12月1日，至少有16名记者被关押，其中大多数从2001年镇压以来就一直在狱中，且没有一人接受过审判。根据言论自由团体第19条，该国于1996年颁布的新闻法要求媒体必须积极促进”国家目标“。政府保有对广播媒体的合法垄断，国有媒体的记者因害怕遭到报复而噤若寒蝉。根据德国之声学院的报告，厄立特里亚的互联网或流亡境外的电台卫星广播等其它信息渠道受限，接收信号常被拦截，政府管控的互联网效率低下。根据联合国国际电信联盟的调查，该国的互联网普及率极低，仅覆盖总人口的百分之一左右。网民被迫到网吧使用网络，在那里行踪极易被监控。东非和南非国际信息通信技术政策合作中心于2019年三月发布的一篇报道显示该集权政府如此”粗暴或咄咄逼人”，以至于”公开干涉互联网已无必要”。然而，2019年5月15日，英国广播公司（BBC）报道了厄立特里亚的一起关闭社交媒体事件，它刚好发生在该国庆祝独立日之前。根据《经济学人》的报道，随着2018年中期开放埃塞俄比亚边境，一些外国记者获得了特殊通行证进入厄立特里亚，但他们的行动受到严格控制。 低点：据报道（由于恐惧气氛和政府严管，保护记者委员会无法确认报道来源），多达七名记者已在监禁期间丧生。厄立特里亚政府拒绝提供任何关于狱中记者状况的具体信息。2019年6月，非洲100多名重要记者、学者和维权人士撰写了一封致阿费沃基总统的公开信，要求探访被长期监禁的记者和活动人士。该请求被厄立特里亚新闻部以”不适当”为由严厉拒绝。 2018年7月16日，厄立特里亚总统伊萨亚斯·阿费沃基和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艾哈迈德在厄立特里亚驻埃塞俄比亚的斯亚贝巴的大使馆外举行大使馆重新开放仪式。近期两国关系的好转并未改善厄立特里亚的媒体环境。（路透社/ Tiksa Negeri） 2. 朝鲜 领导人：金正恩，自2011年起接替他去世的父亲金正日掌权。 审查机制：朝鲜宪法第67条主张新闻自由，但朝鲜几乎所有报纸、期刊和广播公司的内容都来自官方的朝鲜中央通讯社（KCNA），它重点报道政治领导人的声明和活动。据BBC报道，KCNA的国际新闻受到严格限制，但它却大篇幅报道了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在2019年6月对朝鲜进行的短暂访问，并称赞这是一起”了不起的事件”。美联社和法新社在朝鲜都设有小型记者站，但是国际通讯员曾被拒绝入境、拘留和驱逐。只有政治精英能够访问全球互联网，一些学校和国家机关可以使用受到严格控制的内部网络“光明网”。InterMedia的一份报告指出，大多数朝鲜人获得独立信息的主要来源是盗版外国电视和无线电信号以及走私的外国影碟。《外交学者》杂志表明，自从金正恩上台以来，当局加强使用无线电信号拦截器和先进的无线电探测设备来阻止民间信息传播。根据《韩民族日报》引用韩国统计厅的数据，截至2019年3月，朝鲜的主要移动网络运营商高丽电信有至少四百万朝鲜用户，但是这些用户无法获得朝鲜以外的信息。 低点：2017年9月，朝鲜的一家法院以”侮辱国家尊严”罪将两名韩国记者及其报社缺席判处死刑。此前，《东亚日报》记者孙孝林和《朝鲜日报》记者杨志镐采访了《朝鲜机密》一书的作者，并在各自的报纸上发表书评。《朝鲜机密》出版于2015年，详细介绍了朝鲜人的日常生活。 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访问中国北京，这是2019年1月10日朝鲜中央通讯社发布的一张照片。朝鲜一直是世界上新闻环境最不自由的国家之一。（朝鲜中央通讯社，路透社供图） 3. 土库曼斯坦 领导人：库尔班古力·别尔德穆哈梅多夫总统，自2006年起掌权。 审查机制：别尔德穆哈梅多夫对土库曼斯坦生活的所有领域都享有绝对控制权，并利用媒体宣扬个人崇拜。他的政权通过拘留和监禁记者、迫使其他媒体从业人员逃离出境（根据美国国会资助的自由欧洲电台/自由电台报道）来镇压独立观点。所有媒体都归政府所有或受其严格控制。根据开放民主网的报道，一些关注土库曼斯坦的独立媒体机构如《土库曼斯坦纪事报》只能在境外活动，且任何试图访问该报网站的人都可能被当局问话。自由欧洲电台/自由电台土库曼服务台的记者需用假名工作并曾被监禁、攻击和限制出行。联合国国际电信联盟表示，该国只有约21%的人能够上网。国际研究和交流委员会（IREX）2017年媒体可持续发展指数显示，土库曼斯坦当局屏蔽在线独立出版物、严禁虚拟私人网络（VPN）和其它匿名软件的使用。获取境外信息十分困难；根据《卫报》报道，当局在2017年亚洲室内暨武术运动会之前吊销了几位英国记者的记者证。自由欧洲电台/自由电台于2019年2月报道了当局”积极获取西方监控技术”。 低点：2019年3月，69岁的自由撰稿人索尔坦·阿奇洛娃（Soltan Achilova）被阻止登上一趟国际航班。阿奇洛娃是《土库曼斯坦纪事报》的撰稿人，曾为自由欧洲电台/自由电台土库曼服务台工作。她记录了土库曼斯坦的日常生活，因履行本职工作曾被警方拘留并遭到人身攻击和威胁。 自由撰稿人索尔坦·阿奇洛娃（Soltan Achilova）2017年11月在土库曼斯坦阿什哈巴德的家中。由于履行本职工作，她目前已被拘留并遭受人身攻击和威胁。（保护记者委员会，《土库曼斯坦纪事报》供图） 4. 沙特阿拉伯 领导人：萨尔曼·本·阿卜杜勒阿齐兹·阿勒沙特国王自2015年起掌权。皇室王子穆罕默德·本·萨勒曼自2017年起掌权。 审查机制：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的领导下，沙特阿拉伯已受压制的媒体环境迅速恶化。反恐法、网络犯罪法和特别法院授予当局以特权监禁妄议政府的记者和博主。截至2019年12月1日，共有16名记者被捕入狱。仅在2019年上半年，沙特阿拉伯当局就新关押了至少九名记者。根据泄露给《卫报》的一份为萨勒曼国王准备的医疗评估报告，因本·萨勒曼的镇压而被捕的记者中至少有四名在沙特监狱中遭受虐待和折磨。根据2011年的一项规定，网站、博客以及任何在线发布新闻或评论的人必须从文化信息部获得许可。《华盛顿邮报》指出，沙特当局已加强对数字内容的控制，网络监控无处不在。根据《纽约时报》的报道和其它来源显示，当局利用监控技术、喷子和机器人来压制对敏感话题（包括也门战争）的报道和讨论，并对沙特异见记者进行监视。根据自由之家的《网络自由》报告，沙特当局屏蔽被其视为不利的网站、封锁用来规避审查的VPN服务商。《哥伦比亚新闻评论》指出，外国记者虽能在沙特阿拉伯进行报道，但是当局在发放入境许可时百般刁难，外国记者的行踪经常受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