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zimjon Askarov

2020年，全世界遭报复性谋杀的记者人数激增，但在战争中殉职的记者人数骤降。保护记者委员会（CPJ）詹妮弗·邓纳姆（Jennifer Dunham）特别报道 2020年12月22日 纽约 2020年，在充斥着暴力的民主国家工作的记者成为犯罪团伙和激进组织的报复对象，全球被谋杀的记者人数较去年激增一倍多。从保护记者委员会1992年开始搜集数据至今，墨西哥首次成为全球殉职记者最多的国家。 今年全球共有30名记者遇害，其中21名因遭报复性谋杀而殉职（去年为10名），其余则在战斗、交火或执行其他危险任务时丧生。另有一名媒体工作人员遇害。紧随墨西哥之后，阿富汗和菲律宾是遭报复性谋杀记者人数最多的国家。 CPJ目前仍在调查全球其他15名记者的死因，以确认他们是否殉职。今年的名单列出了2020年1月1日至12月15日期间殉职的记者。相比之下，2019年共有26名记者殉职，是2000年以来CPJ调查发现的最低记录。 尽管谋杀记者案在2020年出现激增，在战斗中遇害的记者人数（3名）则降到2000年以来的最低水平，原因是中东地区的冲突有所缓和，新冠疫情占据媒体报道重心，以及记者出行计划受阻。遇害的三名记者均在报导叙利亚北部伊德利卜附近的持续交火中死于空袭；该空袭行动疑似由叙利亚总统巴沙尔·阿萨德政权的盟友俄罗斯部队发起。 在墨西哥，今年至少有四名记者被谋杀，另有一名记者在犯罪现场报导时被枪杀。CPJ仍在调查其他至少四名记者的死因。多年来，墨西哥一直是西半球新闻环境最为恶劣的国家，该国记者不得不在犯罪团伙、贩毒组织和贪腐政权间披荆斩棘。 墨西哥总统安德烈斯·曼努埃尔·洛佩斯·奥夫拉多尔在2018年12月上任时，承诺将采取具体措施，终止针对媒体的暴力和谋杀记者有罪不罚现象。但是，CPJ在其最新“全球有罪不罚指数”（它列出了记者遇害而凶手未受惩处的国家）中发现，墨西哥的新闻环境持续恶化。CPJ调查发现，在多数谋杀记者案中，无任何犯罪嫌疑人被定罪，幕后黑手依然逍遥法外。此外，洛佩斯·奥夫拉多尔极少与CPJ和其它新闻自由机构和民间组织打交道，却在每日早间新闻发布会上搬用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的论调，诋毁墨西哥媒体，更令该国记者界如临深渊，如履薄冰。 在今年遇害的记者中，至少有两名生前是墨西哥保护人权捍卫者和新闻工作者联邦机构的成员，该机构旨在为险境中的记者提供安全保障。然而， 在两起案例中，被指派给记者的保镖连同记者一起遇害，暴露了该机构的不堪一击。2020年，墨西哥国会采取行动，撤销了资助该机构的联邦信托基金，并将基金的控制权直接移交给内政部秘书处，任其由政客和利益团体掌控。  Pablo Morrugares是该联邦机构的成员之一。今年8月，他在墨西哥南部格雷罗州伊瓜拉市自家的餐馆内与保镖双双被枪杀。此后，某有组织犯罪团体向该市大批新闻工作者发出威胁。10月，当地记者向包括洛佩斯·奥夫拉多尔在内的墨西哥当局写了一封公开信，详细陈述了他们面临的威胁并恳求当局保护。一名记者告诉CPJ：“我从未见过媒体受到如今这般的攻击和骚扰。” 在菲律宾，尽管总统媒体安全任务组作出了努力，今年仍有至少三名记者因遭报复性谋杀而殉职。总统媒体安全任务组是菲律宾总统罗德里戈·杜特尔四年前成立的国家机构，旨在杜绝谋杀记者惨案。杜特尔政府自称在打击有罪不罚方面取得了进展，但其实不然，任由杀害记者的元凶逃之夭夭。更甚的是，由总统杜特尔本人带头的菲律宾当局像墨西哥总统洛佩斯·奥夫拉多尔一样恶语中伤媒体。   在洪都拉斯，有组织的犯罪和薄弱的法治为媒体带来暴力和威胁，加深了恐惧和自我审查气氛，2020年至少有两名记者在该国被谋杀。CPJ仍在调查另一名记者的死因。 尽管在交火中丧生的记者人数有所下降，战乱中的国家依然是新闻工作者的炼狱。在阿富汗，今年至少有四名记者遭到武装组织的报复性谋杀而殉职，而该国在2019年的记者殉职记录为零。今年12月初，楠格哈尔省Enikass广播电视台记者Malalai Maiwand在上班路上和司机Mohammad Tahir一起被枪杀；伊斯兰国宣称对本次袭击负责。与此同时，阿富汗政府和塔利班激进组织的代表们在卡塔尔商定了和谈框架。 政府直接、公开杀害记者的一起案例发生在12月12日，异见记者扎姆（Roohallah Zam）遭伊朗当局绞刑处决。扎姆在流亡期间管理的网站和电报频道“阿马德新闻”曾对伊朗官员进行批评性报道，并在2017年分享了反政府抗议活动的时间和地点。电报在2017年末关闭了他的频道，但后来该账户以不同名字重现。根据将谋杀定义为针对其工作对记者直接进行报复性杀害的方法论，CPJ将扎姆的死亡定性为谋杀。据CPJ调查，伊朗情报人员于2019年10月在伊拉克拘留了扎姆并将其带到伊朗；当局在国家电视台播放了他公开道歉的视频。今年6月，扎姆被定罪并被判处死刑。他被强加的17项罪名包括间谍罪、在国外传播虚假新闻、玷污伊斯兰价值观及其最高领导人，其死刑判决于12月8日被确认。据美联社报道，在宣布执行死刑时，伊朗官方媒体借由2017年的抗议活动称扎姆为“暴乱头子”。 伊朗长期以来以严刑囚禁记者、压制新闻媒体，截至2020年12月1日CPJ监禁调查结束之日，共有15名记者在伊朗入狱，其中包括扎姆。从1992年至今，CPJ调查发现另有四名记者在伊朗遇害，其中三人在被政府拘留期间死亡或在狱中受伤死亡。 在全球媒体环境充斥着有罪不罚现象和危险的反新闻言论的当下，特朗普总统领导的美国不计后果地放弃了捍卫全球新闻自由的领导地位。特朗普政府非但没有坚持保护记者和新闻自由的原则，反而采取机会主义的态度；最令人发指的事例当属特朗普政府大声谴责伊朗行径，却公然默许沙特政府和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在2018年参与谋杀《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贾马尔·卡舒吉。CPJ在上个月已致即将上任的拜登政府就恢复美国领导全球新闻自由的地位提出了一系列建议，包括任命一名新闻自由总统特使（该特使将有权在全球公开谴责侵权行为），重建历来支持新闻自由的国务院机构，并向各美国使馆下达指令，将新闻自由纳入外交政策的重点。 2020年也是全球政治动荡的一年，许多记者在报导动乱时遭遇暴力。今年1月，第贾电视台记者Ahmed Abdul Samad和摄像师Safaa Ghali在伊拉克南部城市巴士拉报导针对基本服务的缺乏、失业和政治腐败的抗议活动中被枪杀。尼日利亚记者Onifade Emmanuel Pelumi在报导拉各斯州西南部城市伊凯贾的动乱时遇害。CPJ调查发现，由于各国政府严厉打压对新冠疫情以及政治动荡的报道，2020年因履行工作职责而被监禁的新闻工作者人数创下历史新高。 新冠病毒大流行也迫使记者不断适应地方当局更新变化的安全指南和旅行及出行限制。CPJ记录显示，疫情除了影响记者和摄影记者展开工作之外，还为被捕入狱的记者带来极大的健康风险。至少有两名记者在被关押期间感染新冠去世：洪都拉斯记者David Romero和埃及记者Mohamed Monir。第三名记者Azimjon Askarov是2012年CPJ国际新闻自由奖得主，他被吉尔吉斯当局判处无期徒刑，今年病死狱中；他的家人怀疑他死于新冠病毒。CPJ的殉职记者名单不包括因病去世的记者。 CPJ的其它调查发现： ●   犯罪团伙是2020年杀害记者的主要嫌犯，政治则是最危险的报道题材。 ●   殉职记者中包括两名女性：墨西哥的Maria Elena Ferral Hernández和阿富汗的Malalai Maiwand。 ●   一名媒体工作人员遇害：Enikass广播电视台司机Mohammad Tahir与记者Maiwand一起在阿富汗遇害。CPJ自2003年开始整理翻译、平事人和行政人员等重要业内人士的殉职名单。 ●   今年6月，摄影记者Christoff Griffith在犯罪现场进行报导时被犯罪嫌疑人杀害，这是CPJ调查发现的第一位在巴巴多斯殉职的新闻工作者。  调查方法 CPJ从1992年开始整理所有遇难记者的详细记录。CPJ的工作人员进行独立调查并核实每一名记者遇难的背景。只有在工作人员有把握确认一名记者因履行本职工作而遭到直接报复、卷入战火或执行危险任务（如所报导的抗议活动升级为暴力事件）而遇难时，CPJ才会将其纳入殉职名单。  如果杀人动机不明确，但遇难记者有可能因履行工作职责而死亡，CPJ将这些案件归类为“未确认”并继续进行调查。…

2020年，由于各国政府严厉打压对新冠疫情以及政治动荡的报道，全球范围内因履行工作职责而被监禁的新闻工作者人数创下历史新高。独裁统治者再次利用来自美国的反新闻言论作为掩护。保护记者委员会埃兰娜·拜泽尔（Elana Beiser）特别报道。 2020年12月15日发布 纽约 2020年，由于威权政府逮捕了许多报导新冠疫情或政治动荡的记者，全球范围内因履行工作职责而被监禁的新闻工作者人数创下新历史新高。在新冠病毒大流行期间，许多政府推迟庭审、限制探视，且无视狱中与日俱增的健康隐患；至少有两名记者在被关押期间感染新冠去世。  保护记者委员会在其年度全球调查中发现，截至2020年12月1日，全球至少有274名记者因履行工作职责而被监禁，打破了2016年272人的最高记录。中国逮捕了几名报导疫情的记者，连续第二年成为全球监禁新闻工作者最多的国家。土耳其紧随其后，该国坚持审判获得假释的记者并逮捕新的记者。排名第三的埃及持续大费周章地关押无罪名记者。其后是沙特阿拉伯。白俄罗斯长期执政的总统再次连任引发民众抗议，埃塞俄比亚的政治动荡演变为武装冲突，导致包括白俄罗斯和埃塞俄比亚在内的一些国家今年监禁新闻工作者人数大幅增长。 这标志着连续第五年来全球专制政府监禁记者总数超过250人。由于缺乏一个在全球提倡民主价值观的领导力量，这场危机持续恶化——尤其是在美国，唐纳德·特朗普总统不遗余力地诋毁媒体，并和埃及总统阿卜杜勒弗赫塔·埃西西之类的独裁者套近乎。专制者们纷纷套用特朗普的“假新闻”言论为自己的行为进行辩护（尤其是在埃及），导致因“假新闻”罪名入狱的记者人数逐步上升。今年共有34名记者因“假新闻”被监禁，去年为31名。 截至本监禁报告发布之日，在美国境内没有发现任何新闻工作者被监禁。但是，据“美国新闻自由追踪系统”统计，美国在2020年史无前例地出现110名记者被捕或受到刑事指控，另约有300名记者遇袭，且袭击者多为执法人员。目前至少有12名记者仍受刑事指控，其中部分或面临牢狱之灾。有观察人士告诉保护记者委员会，在一系列抗议活动中，政治两极分化、警察军事化以及媒体环境恶化都加速打破了记者享有警方保护的惯例。 保护记者委员会已致总统当选人乔·拜登的新政府就恢复美国领导全球新闻自由的地位提出了一系列建议，包括确保对国内袭击记者事件进行问责，以及指示驻外外交官出席对记者的审判并公开支持独立媒体。保护记者委员会发现，美国的媒体信任危机在新冠病毒全球大流行期间尤为危险。 在中国被监禁的47名记者中有不少被判处长期徒刑，或在没有披露任何指控的情况下被囚禁在新疆。随着新冠病毒在年初肆虐湖北省武汉市，当局因其报道挑战了北京的官方说辞逮捕了几名记者，其中三人截至12月1日仍未出狱，包括独立视频记者张展。她于2月初开始在推特和YouTube上发布来自武汉的报道，5月14日被捕。她的视频内容包括对当地业主和工人就其受疫情的影响以及政府的回应进行采访。  张展是保护记者委员会在全球调查中发现的数十名高度依赖社交媒体平台的记者之一；在其它所有媒体都受政府严格审查或控制的背景下，这些记者尤其需要社交媒体。张展的视频通过中国境外的平台发布，因而仍可在全球范围播放。但保护记者委员会发现，在她之后被捕的记者所发布的类似内容却因不明原因遭到删除，阻碍了调查并加深了公众长期以来对全球科技巨头如谷歌、推特和脸书的透明度的疑虑。 同样在中国，外交争执对外媒而言更是雪上加霜。今年共有十几名驻华美媒记者被驱逐。中国国际电视台CGTN商业节目主持人、澳籍华人成蕾因在中澳关系恶化期间涉嫌危害国家安全于今年8月被捕，使她成为继博主杨恒均之后第二名被拘留的澳籍记者；杨恒均自2019年1月以来一直以间谍罪被关押。 同时，埃及当局加大力度逮捕、指控记者并无限期延长审前拘留期，今年共监禁了27名新闻工作者，与2016年持平。仅在11月，埃及检察官就对摄影师Sayed Abd Ellah和博主Mohamed “Oxygen” Ibrahim 强加了新的恐怖主义指控，以此应对法院提出的释放要求。保护记者委员会记录显示，埃及当局自2019年4月以来便使用类似的伎俩延长了其他至少八名记者的拘留期。 今年，不论是因为疫情还是罔顾疫情，埃及镇压新闻工作者势头不减，其中不乏当局行为造成记者死亡的案例。至少有三名记者因报导新冠疫情被捕，原因包括批评官媒缺乏对染病医生和护士的报道。内政部以病毒为由，从三月初至八月中旬禁止包括家属和律师在内的访客前往狱中探视被关押记者。  然而，埃及国家安全部门的工作人员于8月30日逮捕了Sayed Shehta，他当时因确诊新冠正在吉萨的家中进行自我隔离。他在警察局晕倒后被送往医院，双手被铐在重症监护室的病床上。与之相比，Mohamed Monir更加厄运缠身。该资深记者曾在半岛电视台5月26日的一次采访和6月14日的一篇专栏中批评政府应对新冠病毒大流行不当，于6月15日被控加入恐怖组织、散布虚假新闻以及滥用社交媒体而被捕。Monir在开罗的托拉监狱染病后，于7月2日获释，7月13日因新冠并发症在吉萨的一家医院去世。  在全球范围内，至少另有一名记者在被关押期间感染新冠病毒死亡。洪都拉斯记者David Romero曾是环球电台及电视的主管，之前因被控诽谤一名前检察官而被判十年有期徒刑。他在首都特古西加尔巴附近的塔玛拉监狱中感染新冠病毒后，于7月18日身亡。记者在狱中感染病毒的风险促使保护记者委员会联合其他190个团体发动了#FreeThePress运动，敦促世界各国领导人释放所有因履行工作职责而入狱的新闻工作者。 国际新闻自由奖得主Azimjon Askarov 也在2020年死于狱中。此前多年，联合国人权事务委员会和保护记者委员会等组织积极呼吁吉尔吉斯当局释放该记者。Askarov因曝光警察滥用职权，以莫须有的罪名被判处无期徒刑。他的妻子Khadicha Askarova告诉保护记者委员会，Askarov在去世前几周一直无法行走且高烧不退，她怀疑他感染了新冠病毒，但是监狱管理局并未对其进行检测。 纵观欧洲和中亚地区，新闻工作者被裹挟进白俄罗斯的政治动乱中；总统卢卡申科通过公认的舞弊手段第六次连任，引发大规模抗议活动。当局逮捕了数十名记者，判处多人罚款或行政拘留以及为期一到两周的监禁，其中部分记者面临更为严重的指控。截至12月1日，至少有10名记者在白俄罗斯被监禁；这是自2014年以来白俄罗斯首次出现在保护记者委员会年度监禁名单中。 埃塞俄比亚政治动荡不仅演变为武装冲突，还促使当局围捕记者；至少有七名记者在该国被监禁，去年为一名。这些记者中多数都被控有反国家罪，然而当局为了进行调查，毫无根据地一再延长他们的拘留期限。 在土耳其，每名入狱的新闻工作者都面临反国家指控。自2016年7月未遂政变后出现一次激增外，该国监禁记者人数近年来有所下降。由于本国媒体纷纷关闭、政商勾结掌控政府喉舌、司法环境急转直下，该国的主流媒体集体失声，土耳其因此允许更多记者在监狱外候审。保护记者委员会发现今年共有37名新闻工作者在土耳其被监禁，人数不到2016年的一半，但是当局仍在逮捕其他记者及其律师。由于新冠疫情，今年的司法诉讼程序被暂停了三个月，延长了被拘留记者的监禁期限，也增加了候审记者的精神压力。 在保护记者委员会进行年度调查前的几周里，土耳其当局因其批评性报道逮捕了至少三名供职于亲库尔德媒体美索不达米亚通讯社的记者，包括Cemil Uğur，他在一篇报道中声称有军人拘留并折磨了两位村民并将他们从直升机上抛下，造成一位村民死亡。（土耳其官员说该平民为拒捕受伤。） 在伊朗，截至12月1日，有十五名新闻工作者被监禁。12月12日，当局以十七项罪名处决其中的Roohollah Zam，包括间谍罪、境外散布虚假新闻、侮辱伊斯兰教价值和最高领导人。Zam的网站及Telegram 频道 Amad News曾发布批评伊朗官员的报导，以及2017年抗议行动的时间及地点。他在2019年于伊拉克的巴格达被捕，后被送往伊朗並判处死刑。 保护记者委员会年度监禁名单中的其它发现： 三分之二的被监禁记者被控有反国家罪，例如恐怖主义或加入被禁团体。 百分之十九的监禁案例没有披露任何指控；该53名记者中有一半以上被关押在厄立特里亚或沙特阿拉伯。 全球几乎所有被关押记者都在报道本国新闻时被政府监禁。保护记者委员会发现至少有七名具有外国国籍或双重国籍的记者被监禁，分别在中国、厄立特里亚、约旦和沙特阿拉伯。 被监禁记者中有36人（13%）是女性，其中一些在伊朗或沙特阿拉伯报导了妇女权利，另有几名在白俄罗斯的抗议活动中被捕。 随着保护记者委员会掌握过去一年中记者被逮捕、释放或死于狱中的情况，我们在每年的年度调查中都会对已公布的数据进行微调。今年，保护记者委员会获悉记者Samuel Wazizi 于2019年8月在喀麦隆死亡，记者Jihad Jamal于2016年在叙利亚死亡。在2020年监禁调查过程中，保护记者委员会新发现三名记者早在2018年或2019年就被监禁。因此，我们将2019年的监禁人数从250人更新为251人，往年数据也略有调整。Jamal的去世使2016年的全球监禁人数从273人（上一次最高纪录）下降到272人。 调查方法 这份新闻工作者监禁名单仅列出被政府拘捕的新闻工作者，失踪或被非政府团体俘虏的新闻工作者不被列入此名单。后者被定性为“失踪”或“被绑架”。 保护记者委员会对新闻工作者的定义是：为包括印刷、摄影、广播、电视台和网络等媒体进行新闻报道或者评论公共事务的人。保护记者委员会的年度监禁名单只包括已通过本委员会证实因履行职责而被监禁的新闻工作者。 保护记者委员会相信，新闻工作者不应该由于履行工作职责而被监禁。在过去一年中，保护记者委员会帮助了全球至少75名被监禁新闻工作者提前重获自由。 保护记者委员会的名单是2020年12月1日凌晨12点01分显示的被监禁新闻工作者的数据。该名单不包括许多今年被捕但已获释的记者；此类案例的详情可登录https://cpj-preprod.go-vip.net 查看。列入本名单的新闻工作者，除非本机构有可靠理由确认他们已获释或在关押期间死亡，否则将一直保留在名单内。 埃兰娜·拜泽尔（Elana Beiser）是保护记者委员会的编辑主任。她曾在纽约、伦敦、布鲁塞尔、新加坡和香港担任道琼斯通讯社和《华尔街日报》的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