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和非国家行为者寻求创新的方式来压制媒体。
作者：乔尔·西蒙（Joel Simon）
过去，新闻通过印刷媒介传播，审查的方式也很原始—-携带黑笔的政府官员，被查封的印刷媒体和被突袭的编辑室。广播的复杂性和集中化也使无线电和电视容易遭受审查，哪怕政府并没有直接控制无线电波 。毕竟，频率可以被拦截，设备可以被没收，媒体业主也会遭到施压。
新的信息技术－－全球互通的网络，无处不在的社交媒体平台，自带相机的智能手机—-本应使审查成为过去式。相反，它们只是增加了审查的复杂性。
还有人依旧相信一个信息自由流通、互联网不受审查或控制的乌托邦预言吗？
事实是，虽然我们淹没在铺天盖地的信息中，我们对世界的认识却存在着巨大的隔阂。这种隔阂随着针对媒体的暴力攻击日益猖獗而不断增大，原因是政府不断开发新的信息控制系统，而促进信息流通的技术反被用于扼杀自由表达。
我在2014年出版了一本关于争取全球新闻自由的书《新的审查》(The New Censorship) 。在今年版的《攻击媒体》（Attacks on the Press）年度调查报告中，我们邀请世界各地的参与者（记者、学者和活动人士）发表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我们要求他们回答的问题（在此向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Donald Rumsfeld 道歉）是我们为何不知道那些我们不知道的信息。
唐纳德·特朗普在美国进行了两极分化的选举之后，假新闻的兴起和由特朗普的过激言辞煽动的充满敌意和恐吓的环境引发了人们的担忧。但在世界各地，这些趋势则更深入、更持久、更令人不安。如今，控制、管理信息的策略有三大类，我称之为压制2.0，伪装的政治管控，以及技术截获。
压制2.0是最恶劣的老式战术的更新版，包括政府审查和监禁异见人士，而新的信息技术（包括智能手机和社交媒体）则软化了管制的利边。伪装的政治管控指的是一种用民主规范的外衣作掩护来隐藏镇压行为的系统性尝试。政府可以通过声称其必须压制仇恨和煽动暴力言论来使其网络打击行为正当化。他们也可能将数十名重要记者监禁起来，称之为全球反恐战争的关键要素。
最后，技术截获指的是通过监视和监督批评者、封锁网站、网络恶搞来平息异议，使造成全球信息爆炸的技术反被用于压制异议。最恶劣的手段是通过宣传和散布虚假信息来制造混乱。
这些策略导致了全球范围内杀害、监禁新闻工作者的案例激增。事实上，在2016年底，全球共有259名新闻工作者入狱，创下保护记者委员会存档以来的最高纪录。同时，暴力势力（包括伊斯兰武装分子和贩毒团伙）利用新的信息技术绕过了媒体，直接与公众进行沟通，经常使用充斥暴力画面的视频来散布无情、恐怖的信息。
保护记者委员会副执行主任罗伯特·马奥尼（Robert Mahoney）在他的文章中描述了全球的安全形势，并探索了新闻工作者和媒体机构对这些令人不安的趋势做出的不同回应。暴力威胁阻碍了对全球新闻热点地区（包括叙利亚、索马里和美墨边界）的报道，造成了危险的信息盲区。
有两篇文章讲述了新闻工作者的回应策略。作为一名驻扎在塞内加尔的美联社记者，
鲁克米尼·卡利马基（Rukmini Callimachi）利用手机来报道邻国马里的禁区，发展信源和获取该国的密切信息，使她一旦能够涉足该领地便能提供丰富、全面的报道内容。卡利马基用同样的方法，以《纽约时报》记者的身份报道了世界各地的恐怖网络。
同样地，《透视叙利亚》（Syria Deeply）的总编亚历山德拉·马西（Alessandra Masi）无需涉足叙利亚境内，便已全面报道了叙利亚冲突的各个方面。
新技术使犯罪和好战团伙能绕过媒体，直接与公众进行沟通，这使报道冲突地区的记者面临尤其危险的境地。但是，同样的这种”脱媒”过程为世界各地的专制政权带来了挑战；它们过去一般通过直接控制大众媒体来控制信息。包括颜色革命和阿拉伯之春在内的民众运动都由社交媒体上分享的信息所推动，而且由于任何拥有智能手机的人都可以从事新闻行为，政府不可能监禁所有的人。
寻求保持控制所需的镇压力以及从新技术中获益并参与全球经济所需的开放性之间的平衡，是独裁政权面临的持续挑战。正如杰西卡·耶洛特（Jessica Jerreat）所说，在朝鲜，随着美联社记者站的设立和手机用户的增加（虽然这些手机都受到监控），审查制度的壁垒中出现了细小的裂缝。在古巴，新一代博主和在线记者从各种角度批评社会主义政府；虽然他们有可能面临骚扰和迫害，但他们没有遭受像过去几十年那样的大规模监禁新闻工作者的厄运。
除了世界上的镇压铁腕国家，其他政府则通常设法将其镇压目的隐藏在民主的虚壳下。在其著作《独裁者的学习曲线》（The Dictator’s Learning Curve）中，威廉·J.道布森（William J. Dobson）讲述了一代专制领导人如何利用民主的陷阱（包括选举）来掩饰他们的镇压目的。我将这些选举出来的独裁者称为”民主独裁者”。
土耳其总统热杰甫·塔伊甫·埃尔多安（Recep Tayyip Erdoğan）或许是一个典型。安德鲁·芬克尔（Andrew Finkel）在他的文章中指出，虽然土耳其监禁新闻工作者人数比任何其他国家都要多，埃尔多安政府还用直接施压、监管当局和法律作为钝器来控制私有媒体，确保民众顺从政权。同样地，在埃及镇压活动激增的同时，阿卜杜勒·法塔赫·西西总统（Abdel Fattah el-Sisi）的政府花费了大量精力和努力来打造一个忠实的新闻界。
《纽约时报》记者伊丽莎白·马尔金（Elisabeth Malkin）指出，在墨西哥（一个经历过一次民主转型的国家），谋杀新闻工作者而免于惩罚的近乎”完美”的历史，以及对政府宣传和有策略性的诉讼的操控，都使该国的媒体受到惊吓。艾伦·拉斯布里哲（Alan Rusbridger）在他对肯尼亚媒体行业的详尽报道中指出，”谋杀是混乱的，金钱是整洁的。”
这些战略集中于政治控制和操纵。但是，政府当然也会设法截获新闻工作者和其他人赖以传播关键信息的技术。这些相同的技术能被用来监视、屏蔽、恶搞和散布宣传言论。艾米莉·帕克（Emily Parker）在她的文章中将中国和俄罗斯的应对措施进行了对比，指出俄罗斯未能尽早认识到万维网造成的政治威胁，并因此在努力弥补。如今，俄罗斯虽然设法想要遏制网络异议，它却同时正在开发一种可被称为进攻性的方案，使用互联网来散布宣传言论、操纵国内和世界各地的舆论。
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政府也在积极创新。一个最富有戏剧性、最令人不安的例子是开发一套基于信用评分的跟踪系统。正如王亚秋所述，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批评内容的中国记者可能会得到不良的信用评分，导致贷款被拒或须支付高利率。亚历山德拉·埃勒贝克（Alexandra Ellerbeck）指出，厄瓜多尔政府以侵犯版权和服务条款为由，迫使推特和脸书移除揭露腐败的敏感文件链接。同时，包括美国在内的政府通过发布大量的数据来推广信息透明的理念。然而，虽然获取这些数据受到欢迎，其操作性却常常有限。新闻工作者在提交获取信息的请求时，面临着包括延迟战术到高昂费用在内的种种障碍。
与同类性质的任何书籍一样，等到这期《攻击媒体》出版，许多事实将已改变。正如克里斯汀·阿曼普（Christiane Amanpour）和阿兰·霍夫曼（Alan Huffman）在他们的章节里指出的，世界各地（包括美国在内）的情况都极其不稳定。总的来说，新审查制度下的前景暗淡，挑战严峻。自由表达的敌人攻击了新全球信息系统的各个层面，对记者个人使用暴力和镇压，试图控制记者赖以报道新闻的技术，并散播混乱和虚假信息，使批评性内容不能有效地被大众接受。
但是，这种抗争并非无望。关键是要记住，针对媒体的暴力和镇压的激增，以及新镇压手段的发展，都是对独立信息的自由力量的反应。正如卡伦·科茨（Karen Coates）在她的研究脸书新闻的论文中指出的，技术继续支持着异见人士的声音。
新闻工作者不能让自己感到沮丧。他们需要追求使命，忠实地寻找真相，真诚地相信一点—-挫折哪怕真实存在，却是暂时的。正如阿曼普在本卷的结尾文（根据她在2016年11月保护记者委员会颁奖晚宴上所作的演讲改编）中所提议的，新闻工作者必须”重新致力于坚定不移的基于事实的报道，对议题无所畏惧、无所偏心”，而非”忍受歪曲或说谎或失败的指摘”。这正是反抗新审查制度的最好、最重要的方式。
乔尔·西蒙（Joel Simon）是保护记者委员会的执行主任。他写过大量关于新闻议题的文章，曾为《石板》杂志、《哥伦比亚新闻评论》、《纽约书评》、《世界政策杂志》、《朝日新闻》和《印度时报》撰文。他曾带领许多国际特派团共同促进新闻自由。他的书《新的审查：透析新闻自由全球战》在2014年11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