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全世界遭报复性谋杀的记者人数激增，但在战争中殉职的记者人数骤降。保护记者委员会（CPJ）詹妮弗·邓纳姆（Jennifer Dunham）特别报道
2020年12月22日
纽约
2020年，在充斥着暴力的民主国家工作的记者成为犯罪团伙和激进组织的报复对象，全球被谋杀的记者人数较去年激增一倍多。从保护记者委员会1992年开始搜集数据至今，墨西哥首次成为全球殉职记者最多的国家。
今年全球共有30名记者遇害，其中21名因遭报复性谋杀而殉职（去年为10名），其余则在战斗、交火或执行其他危险任务时丧生。另有一名媒体工作人员遇害。紧随墨西哥之后，阿富汗和菲律宾是遭报复性谋杀记者人数最多的国家。
CPJ目前仍在调查全球其他15名记者的死因，以确认他们是否殉职。今年的名单列出了2020年1月1日至12月15日期间殉职的记者。相比之下，2019年共有26名记者殉职，是2000年以来CPJ调查发现的最低记录。
尽管谋杀记者案在2020年出现激增，在战斗中遇害的记者人数（3名）则降到2000年以来的最低水平，原因是中东地区的冲突有所缓和，新冠疫情占据媒体报道重心，以及记者出行计划受阻。遇害的三名记者均在报导叙利亚北部伊德利卜附近的持续交火中死于空袭；该空袭行动疑似由叙利亚总统巴沙尔·阿萨德政权的盟友俄罗斯部队发起。
在墨西哥，今年至少有四名记者被谋杀，另有一名记者在犯罪现场报导时被枪杀。CPJ仍在调查其他至少四名记者的死因。多年来，墨西哥一直是西半球新闻环境最为恶劣的国家，该国记者不得不在犯罪团伙、贩毒组织和贪腐政权间披荆斩棘。
墨西哥总统安德烈斯·曼努埃尔·洛佩斯·奥夫拉多尔在2018年12月上任时，承诺将采取具体措施，终止针对媒体的暴力和谋杀记者有罪不罚现象。但是，CPJ在其最新“全球有罪不罚指数”（它列出了记者遇害而凶手未受惩处的国家）中发现，墨西哥的新闻环境持续恶化。CPJ调查发现，在多数谋杀记者案中，无任何犯罪嫌疑人被定罪，幕后黑手依然逍遥法外。此外，洛佩斯·奥夫拉多尔极少与CPJ和其它新闻自由机构和民间组织打交道，却在每日早间新闻发布会上搬用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的论调，诋毁墨西哥媒体，更令该国记者界如临深渊，如履薄冰。
在今年遇害的记者中，至少有两名生前是墨西哥保护人权捍卫者和新闻工作者联邦机构的成员，该机构旨在为险境中的记者提供安全保障。然而， 在两起案例中，被指派给记者的保镖连同记者一起遇害，暴露了该机构的不堪一击。2020年，墨西哥国会采取行动，撤销了资助该机构的联邦信托基金，并将基金的控制权直接移交给内政部秘书处，任其由政客和利益团体掌控。
Pablo Morrugares是该联邦机构的成员之一。今年8月，他在墨西哥南部格雷罗州伊瓜拉市自家的餐馆内与保镖双双被枪杀。此后，某有组织犯罪团体向该市大批新闻工作者发出威胁。10月，当地记者向包括洛佩斯·奥夫拉多尔在内的墨西哥当局写了一封公开信，详细陈述了他们面临的威胁并恳求当局保护。一名记者告诉CPJ：“我从未见过媒体受到如今这般的攻击和骚扰。”
在菲律宾，尽管总统媒体安全任务组作出了努力，今年仍有至少三名记者因遭报复性谋杀而殉职。总统媒体安全任务组是菲律宾总统罗德里戈·杜特尔四年前成立的国家机构，旨在杜绝谋杀记者惨案。杜特尔政府自称在打击有罪不罚方面取得了进展，但其实不然，任由杀害记者的元凶逃之夭夭。更甚的是，由总统杜特尔本人带头的菲律宾当局像墨西哥总统洛佩斯·奥夫拉多尔一样恶语中伤媒体。
在洪都拉斯，有组织的犯罪和薄弱的法治为媒体带来暴力和威胁，加深了恐惧和自我审查气氛，2020年至少有两名记者在该国被谋杀。CPJ仍在调查另一名记者的死因。
尽管在交火中丧生的记者人数有所下降，战乱中的国家依然是新闻工作者的炼狱。在阿富汗，今年至少有四名记者遭到武装组织的报复性谋杀而殉职，而该国在2019年的记者殉职记录为零。今年12月初，楠格哈尔省Enikass广播电视台记者Malalai Maiwand在上班路上和司机Mohammad Tahir一起被枪杀；伊斯兰国宣称对本次袭击负责。与此同时，阿富汗政府和塔利班激进组织的代表们在卡塔尔商定了和谈框架。
政府直接、公开杀害记者的一起案例发生在12月12日，异见记者扎姆（Roohallah Zam）遭伊朗当局绞刑处决。扎姆在流亡期间管理的网站和电报频道“阿马德新闻”曾对伊朗官员进行批评性报道，并在2017年分享了反政府抗议活动的时间和地点。电报在2017年末关闭了他的频道，但后来该账户以不同名字重现。根据将谋杀定义为针对其工作对记者直接进行报复性杀害的方法论，CPJ将扎姆的死亡定性为谋杀。据CPJ调查，伊朗情报人员于2019年10月在伊拉克拘留了扎姆并将其带到伊朗；当局在国家电视台播放了他公开道歉的视频。今年6月，扎姆被定罪并被判处死刑。他被强加的17项罪名包括间谍罪、在国外传播虚假新闻、玷污伊斯兰价值观及其最高领导人，其死刑判决于12月8日被确认。据美联社报道，在宣布执行死刑时，伊朗官方媒体借由2017年的抗议活动称扎姆为“暴乱头子”。
伊朗长期以来以严刑囚禁记者、压制新闻媒体，截至2020年12月1日CPJ监禁调查结束之日，共有15名记者在伊朗入狱，其中包括扎姆。从1992年至今，CPJ调查发现另有四名记者在伊朗遇害，其中三人在被政府拘留期间死亡或在狱中受伤死亡。
在全球媒体环境充斥着有罪不罚现象和危险的反新闻言论的当下，特朗普总统领导的美国不计后果地放弃了捍卫全球新闻自由的领导地位。特朗普政府非但没有坚持保护记者和新闻自由的原则，反而采取机会主义的态度；最令人发指的事例当属特朗普政府大声谴责伊朗行径，却公然默许沙特政府和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在2018年参与谋杀《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贾马尔·卡舒吉。CPJ在上个月已致即将上任的拜登政府就恢复美国领导全球新闻自由的地位提出了一系列建议，包括任命一名新闻自由总统特使（该特使将有权在全球公开谴责侵权行为），重建历来支持新闻自由的国务院机构，并向各美国使馆下达指令，将新闻自由纳入外交政策的重点。
2020年也是全球政治动荡的一年，许多记者在报导动乱时遭遇暴力。今年1月，第贾电视台记者Ahmed Abdul Samad和摄像师Safaa Ghali在伊拉克南部城市巴士拉报导针对基本服务的缺乏、失业和政治腐败的抗议活动中被枪杀。尼日利亚记者Onifade Emmanuel Pelumi在报导拉各斯州西南部城市伊凯贾的动乱时遇害。CPJ调查发现，由于各国政府严厉打压对新冠疫情以及政治动荡的报道，2020年因履行工作职责而被监禁的新闻工作者人数创下历史新高。
新冠病毒大流行也迫使记者不断适应地方当局更新变化的安全指南和旅行及出行限制。CPJ记录显示，疫情除了影响记者和摄影记者展开工作之外，还为被捕入狱的记者带来极大的健康风险。至少有两名记者在被关押期间感染新冠去世：洪都拉斯记者David Romero和埃及记者Mohamed Monir。第三名记者Azimjon Askarov是2012年CPJ国际新闻自由奖得主，他被吉尔吉斯当局判处无期徒刑，今年病死狱中；他的家人怀疑他死于新冠病毒。CPJ的殉职记者名单不包括因病去世的记者。
CPJ的其它调查发现：
● 犯罪团伙是2020年杀害记者的主要嫌犯，政治则是最危险的报道题材。
● 殉职记者中包括两名女性：墨西哥的Maria Elena Ferral Hernández和阿富汗的Malalai Maiwand。
● 一名媒体工作人员遇害：Enikass广播电视台司机Mohammad Tahir与记者Maiwand一起在阿富汗遇害。CPJ自2003年开始整理翻译、平事人和行政人员等重要业内人士的殉职名单。
● 今年6月，摄影记者Christoff Griffith在犯罪现场进行报导时被犯罪嫌疑人杀害，这是CPJ调查发现的第一位在巴巴多斯殉职的新闻工作者。
调查方法
CPJ从1992年开始整理所有遇难记者的详细记录。CPJ的工作人员进行独立调查并核实每一名记者遇难的背景。只有在工作人员有把握确认一名记者因履行本职工作而遭到直接报复、卷入战火或执行危险任务（如所报导的抗议活动升级为暴力事件）而遇难时，CPJ才会将其纳入殉职名单。
如果杀人动机不明确，但遇难记者有可能因履行工作职责而死亡，CPJ将这些案件归类为“未确认”并继续进行调查。
CPJ的遇难记者名单不包括死于疾病或车祸/飞机失事的记者，除非该事故为蓄意谋划。其它新闻机构使用不同标准得出的死亡人数有所不同。
CPJ 2020年遇难记者数据库列出了每位受害者的概况，以及用于研究数据趋势的检索选项。CPJ的数据库将1992年以来所有殉职、失踪或被监禁的记者都记录在案。
詹妮弗·邓纳姆（Jennifer Dunham）是CPJ的副主编。在加入CPJ之前，她是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世界自由》和《新闻自由》报告的研究总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