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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詹妮弗·邓纳姆 (Jennifer Dunham) 保护记者委员会 (CPJ) 副编辑主任 发表于2023年1月24日 2022年对新闻工作者来说又是致命的一年。保护记者委员会（CPJ）调查发现，2022年至少有67名记者和媒体从业人员遇害，该数值较2021年激增近50%，为2018年以来最高。究其原因，许多记者在报道乌克兰战争时遇难，拉丁美洲的殉职记者人数亦显著增加。 CPJ已经确认至少有41名记者和媒体从业人员因履行工作职责遭到直接报复而被谋杀；CPJ同时正在调查其他26名新闻工作者的死因，以确认他们是否殉职。 在这67名殉职记者中，有过半在三个国家丧生：乌克兰（15人），墨西哥（13人）和海地（7人）。这是有记录以来在这三个国家殉职记者人数最多的一年。 在墨西哥和海地，记者因履行工作职责而成为残酷谋杀的目标，而绝大多数肇事者却依然逍遥法外。在CPJ全球有罪不罚指数名单中（该名单列出了纵容记者谋杀犯的国家），墨西哥继续榜上有名。 2022年丧生的记者生前报道的议题包括：哥伦比亚的犯罪和腐败，乍得、以色列、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和缅甸的政治动荡，巴西的环境问题，以及土耳其和美国的内政。他们的遇难凸显了新闻工作者在世界各地（包括民选政府国家）所面临的致命威胁。  CPJ追踪了记者殉职的三种类型：遭到报复性谋杀而殉职（迄今为止最常见的死因），在战斗或交火中遇难，以及在执行其他危险任务时死亡。CPJ还记录了媒体协助人员如翻译、司机和保安遇害的案件（2022年在哈萨克斯坦就发生了一起此类事故）。 以下是CPJ对2022年记者殉职案件的五大调查发现。 报道乌克兰战争的记者面临巨大风险 自俄罗斯于2022年2月24日全面入侵乌克兰以来，至少有15名记者在乌克兰境内遇害。CPJ已确认其中13人在从事新闻采集和报道时被杀害，目前正在调查另外两名在冲突期间遇难的记者的死因，以确认他们是否殉职。 多数殉职记者死于战争早期。自5月底法国摄影师Frédéric Leclerc-Imhoff遇害以来，CPJ还未发现有其他记者在乌克兰殉职。然而，在当地进行报道依然危机四伏。新闻工作者在报道冲突时经常被炮火炸伤，另有消息来源称他们已经成为俄罗斯军队的攻击目标。 拉丁美洲是从事新闻行业最危险的地区 CPJ调查发现，2022年共有30名记者在拉丁美洲遇害，几乎占全球总数的一半，反映了当地记者在报道犯罪、腐败、帮派暴力和环境等议题时面临的巨大风险。至少有12名记者因履行工作职责遭到直接报复而在拉丁美洲遇害。CPJ正在继续调查其他18名记者的死因。  在墨西哥，CPJ调查发现共有13名记者被杀，是单一国家的最高年度纪录。在其中三起案件中，受害记者因其报道犯罪和政治题材而遭到报复性谋杀，并在死前受到威胁。CPJ正在调查另外10起谋杀案的动机，但在一个以暴力和有罪不罚著称的国家，想要确认记者是否殉职尤为困难。  在海地，记者报道帮派暴力以及由2021年7月总统约韦内尔·莫伊兹遇刺引发的政治危机和国内暴乱，面临着急剧上升的暴力袭击事件。2022年，至少有五名记者在海地殉职；CPJ正在调查另外两名记者的死因。其中两起记者殉职案件的凶手是警察。 CPJ还记录了四名在巴西、智利和哥伦比亚殉职的记者，目前仍在调查哥伦比亚、厄瓜多尔、危地马拉、洪都拉斯和巴拉圭六名记者的死因。 保护机制不完善 在墨西哥，有一些旨在保护新闻工作者的法律和实体，包括州和联邦保护机制。然而，事实证明这些机制形同虚设。2022年1月，墨西哥下加利福尼亚州保护机制成员、资深广播记者Maria Guadalupe Lourdes Maldonado López在蒂华纳自己的车内遭到枪杀。 另外两名记者——Alfonso Margarito Martínez Esquivel和Armando Linares López——被谋杀前正在申请被纳入墨西哥的联邦保护机制。 10月，哥伦比亚记者Rafael Emiro Moreno Garavito在自己经营的快餐店内被两名男子枪击身亡。Moreno是独立新闻机构Voces De Córdoba的负责人，因其对政治腐败和贩毒集团的报道长期受到威胁。哥伦比亚政府的国家保护部门为Moreno指派了一名保镖，提供了一件防护背心和一个预警紧急按钮。然而， 在Moreno遇害当天，他认为在自己餐馆工作时无需保护，便让保镖提前离开了。 Shireen Abu Akleh谋杀案凸显了以色列有罪不罚现象    2022年5月，巴勒斯坦裔美国记者Shireen Abu Akleh在报道以色列对巴勒斯坦西岸城市杰宁进行军事袭击时被枪杀。目击者以及多项调查得出的结论是，一名以色列士兵发射的子弹杀死了这名半岛电视台的资深记者。美国国务院的一项调查发现，来自以色列国防军阵地的枪声“可能”导致了Abu Akleh的死亡 ，但 “不能证明此非意外”。迄今为止，以色列政府仍未展开透明的调查或采取措施将凶手绳之以法。美国联邦调查局11月宣布计划对Abu Akleh遇害事件展开调查，CPJ对此表示支持。 Abu Akleh谋杀案是以色列纵容针对媒体的暴力、让凶手逍遥法外的最新例证。一年前，以色列军队轰炸了加沙地带的几栋建筑，其中包括美联社和半岛电视台的媒体办公室。以色列声称哈马斯武装分子将这些建筑用于军事目，CPJ请求以色列政府为这种说法提供证据并重申加沙记者享有自由、安全工作的权利，但未得到回应。2018年，至少有另外两名巴勒斯坦记者Yaser Murtaja…

作者：詹妮弗·邓纳姆 (Jennifer Dunham) 保护记者委员会 (CPJ) 副编辑主任 发表于2023年1月24日 2022年对新闻工作者来说又是致命的一年。保护记者委员会（CPJ）调查发现，2022年至少有67名记者和媒体从业人员遇害，该数值较2021年激增近50%，为2018年以来最高。究其原因，许多记者在报道乌克兰战争时遇难，拉丁美洲的殉职记者人数亦显著增加。 CPJ已经确认至少有41名记者和媒体从业人员因履行工作职责遭到直接报复而被谋杀；CPJ同时正在调查其他26名新闻工作者的死因，以确认他们是否殉职。 在这67名殉职记者中，有过半在三个国家丧生：乌克兰（15人），墨西哥（13人）和海地（7人）。这是有记录以来在这三个国家殉职记者人数最多的一年。 在墨西哥和海地，记者因履行工作职责而成为残酷谋杀的目标，而绝大多数肇事者却依然逍遥法外。在CPJ全球有罪不罚指数名单中（该名单列出了纵容记者谋杀犯的国家），墨西哥继续榜上有名。 2022年丧生的记者生前报道的议题包括：哥伦比亚的犯罪和腐败，乍得、以色列、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和缅甸的政治动荡，巴西的环境问题，以及土耳其和美国的内政。他们的遇难凸显了新闻工作者在世界各地（包括民选政府国家）所面临的致命威胁。  CPJ追踪了记者殉职的三种类型：遭到报复性谋杀而殉职（迄今为止最常见的死因），在战斗或交火中遇难，以及在执行其他危险任务时死亡。CPJ还记录了媒体协助人员如翻译、司机和保安遇害的案件（2022年在哈萨克斯坦就发生了一起此类事故）。 以下是CPJ对2022年记者殉职案件的五大调查发现。 报道乌克兰战争的记者面临巨大风险 自俄罗斯于2022年2月24日全面入侵乌克兰以来，至少有15名记者在乌克兰境内遇害。CPJ已确认其中13人在从事新闻采集和报道时被杀害，目前正在调查另外两名在冲突期间遇难的记者的死因，以确认他们是否殉职。 多数殉职记者死于战争早期。自5月底法国摄影师Frédéric Leclerc-Imhoff遇害以来，CPJ还未发现有其他记者在乌克兰殉职。然而，在当地进行报道依然危机四伏。新闻工作者在报道冲突时经常被炮火炸伤，另有消息来源称他们已经成为俄罗斯军队的攻击目标。 拉丁美洲是从事新闻行业最危险的地区 CPJ调查发现，2022年共有30名记者在拉丁美洲遇害，几乎占全球总数的一半，反映了当地记者在报道犯罪、腐败、帮派暴力和环境等议题时面临的巨大风险。至少有12名记者因履行工作职责遭到直接报复而在拉丁美洲遇害。CPJ正在继续调查其他18名记者的死因。 在墨西哥，CPJ调查发现共有13名记者被杀，是单一国家的最高年度纪录。在其中三起案件中，受害记者因其报道犯罪和政治题材而遭到报复性谋杀，并在死前受到威胁。CPJ正在调查另外10起谋杀案的动机，但在一个以暴力和有罪不罚著称的国家，想要确认记者是否殉职尤为困难。  在海地，记者报道帮派暴力以及由2021年7月总统约韦内尔·莫伊兹遇刺引发的政治危机和国内暴乱，面临着急剧上升的暴力袭击事件。2022年，至少有五名记者在海地殉职；CPJ正在调查另外两名记者的死因。其中两起记者殉职案件的凶手是警察。 CPJ还记录了四名在巴西、智利和哥伦比亚殉职的记者，目前仍在调查哥伦比亚、厄瓜多尔、危地马拉、洪都拉斯和巴拉圭六名记者的死因。 保护机制不完善 在墨西哥，有一些旨在保护新闻工作者的法律和实体，包括州和联邦保护机制。然而，事实证明这些机制形同虚设。2022年1月，墨西哥下加利福尼亚州保护机制成员、资深广播记者Maria Guadalupe Lourdes Maldonado López在蒂华纳自己的车内遭到枪杀。 另外两名记者——Alfonso Margarito Martínez Esquivel和Armando Linares López——被谋杀前正在申请被纳入墨西哥的联邦保护机制。 10月，哥伦比亚记者Rafael Emiro Moreno Garavito在自己经营的快餐店内被两名男子枪击身亡。Moreno是独立新闻机构Voces De Córdoba的负责人，因其对政治腐败和贩毒集团的报道长期受到威胁。哥伦比亚政府的国家保护部门为Moreno指派了一名保镖，提供了一件防护背心和一个预警紧急按钮。然而， 在Moreno遇害当天，他认为在自己餐馆工作时无需保护，便让保镖提前离开了。 Shireen Abu Akleh谋杀案凸显了以色列有罪不罚现象    2022年5月，巴勒斯坦裔美国记者Shireen Abu Akleh在报道以色列对巴勒斯坦西岸城市杰宁进行军事袭击时被枪杀。目击者以及多项调查得出的结论是，一名以色列士兵发射的子弹杀死了这名半岛电视台的资深记者。美国国务院的一项调查发现，来自以色列国防军阵地的枪声“可能”导致了Abu Akleh的死亡 ，但 “不能证明此非意外”。迄今为止，以色列政府仍未展开透明的调查或采取措施将凶手绳之以法。美国联邦调查局11月宣布计划对Abu Akleh遇害事件展开调查，CPJ对此表示支持。 Abu Akleh谋杀案是以色列纵容针对媒体的暴力、让凶手逍遥法外的最新例证。一年前，以色列军队轰炸了加沙地带的几栋建筑，其中包括美联社和半岛电视台的媒体办公室。以色列声称哈马斯武装分子将这些建筑用于军事目，CPJ请求以色列政府为这种说法提供证据并重申加沙记者享有自由、安全工作的权利，但未得到回应。2018年，至少有另外两名巴勒斯坦记者Yaser Murtaja…

2022年，全球被监禁新闻工作者人数再创新高。在这充满冲突和压迫的一年，独裁领导人变本加厉地惩罚独立报道并将其定罪，采取愈发残酷的手段来压制异议，破坏新闻自由。 2022年12月14日发布 保护记者委员会（CPJ）编辑主任Arlene Getz撰稿 监禁记录最差国 | 区域镇压 | 调查方法 今年，因履行工作职责而被监禁的新闻工作者人数又创新高。保护记者委员会年度调查发现，截至2022年12月1日，共有363名记者失去人身自由，这一新的全球记录比去年高出20%，标志着日益恶化的媒体环境迎来又一个寒冬。 今年监禁记者人数最多的前五个国家分别是伊朗、中国、缅甸、土耳其和白俄罗斯。极权政府变本加厉地压制媒体，背后的一个关键动因是，它们试图掩盖民众在全球面临新冠疫情和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所造成的经济后果下强烈不满情绪。 在伊朗， 22岁库尔德女子玛莎·阿米尼（Mahsa Amini）因涉嫌违反伊朗头巾法被捕，在拘留期间死亡，引发了大规模抗议。约有14000名伊朗民众在镇压抗议期间被捕，其中包括数十名记者。自9月以来，示威活动已经蔓延到全国各地，抗议者大声疾呼妇女权利，进而要求罢工并推翻伊朗领导人。当局监禁了大量女记者，数量之多创下纪录——自抗议活动开始以来被捕的49人中有22人是女性——反映出她们在报道这场由妇女领导的起义中所发挥的突出作用。 在中国，当局在最近针对政府清零政策的抗议活动中加强了网络审查。据报道，几名记者在报道示威活动时被短暂拘留。 CPJ的数据还强调了另外一个主题：对少数族裔的持续压迫。 在伊朗，库尔德人首当其冲受到伊朗政府针对抗议活动实施的报复，至少有九名库尔德新闻工作者被关押。在土耳其，当局逮捕了25名库尔德新闻工作者，他们或供职于Mezopotamya新闻通讯社（一家全女性JINNEWS媒体机构），或供职于为欧洲库尔德媒体机构创造内容的制作公司。在伊拉克，出现在今年监禁名单中的三名记者都被关押在伊拉克库尔德斯坦。在中国，许多被监禁的新闻工作者是来自新疆的维吾尔族人；北京当局因大规模拘留和严厉镇压该地区以穆斯林为主的少数民族而被指控犯有危害人类罪。 监禁新闻工作者只是专制领导人试图扼杀新闻自由的一种方式。各国政府正在发明不同的策略，例如出台“假新闻”法以及利用刑事诽谤和措辞含糊的立法将新闻报道定罪。它们无视法律规则，滥用司法体系，并利用技术来监视新闻工作者和他们的家庭。 从俄罗斯到尼加拉瓜再到阿富汗等国家，随着新闻工作者流亡国外或被迫进行自我审查，独立媒体机构已经遭到重创。虽然各国镇压手段各异，CPJ调查报告中记录的案件都有一个共同点：官方的残忍和报复行为。 在中国和沙特阿拉伯这样的国家，新闻工作者刑满后仍被关押是常态。其他国家则随意做出残酷的行径。例如，越南记者范端庄（Pham Doan Trang）因进行反政府宣传而被判处九年徒刑。她从河内被转移到距离她家人900多英里的偏远监狱——这是阻止定期探监的常见策略。 在白俄罗斯，Belsat电视台记者Katsiaryna Andreyeva是因报道针对总统亚历山大·卢卡申科的全国性抗议活动而被拘留的几十名记者之一。她在即将服满两年刑期时突然被法院以  “泄露国家机密” 的罪名又被判处八年监禁。  在土耳其，宪法法院下令对被判无期徒刑的Hatice Duman进行重审（她已服刑20年）。该记者本月告诉伊斯坦布尔的一家法院，监狱官员在重审前几周没收了她的法律文件和笔记，从而侵犯了她准备辩护的权利。(Duman早前在接受CPJ采访时说她的书桌、书籍、日记，甚至白纸等私人物品也在牢房突袭中被拿走）。  其他要点： 监禁记录最差国 #1：伊朗  阿米尼死后，伊朗对大规模抗议活动进行了镇压。截至12月1日，至少有62名新闻工作者入狱。若在示威活动开始后被拘留的另外21名新闻工作者未在此日期前被保释出来，这个数字还会更高。 今年在伊朗被拘留的女性记者人数之多是前所未有的。在2009年颇有争议的总统选举后的几年里，伊朗监禁新闻工作者的人数曾创下纪录，最高在2012年达到47人，其中只有四名是女性。 相比之下，今年的监禁名单中有24名女性在列，其中22人在抗议活动开始后被捕。   消息人士告诉CPJ，今年的逮捕行动中出现一种模式：警察在黎明前突袭记者住所，没收他们的设备，甚至殴打被拘留者。通常，记者的报道也随之消失，他们的社交媒体账户要么被政府关闭，要么被担心遭到报复的记者们提前删除（在一个政府控制多数媒体的国家里，社交媒体是关键的发言平台）。 伊朗今年共有62名记者入狱，是CPJ 30年来调查发现的该国的最高记录，轻松超过了伊朗在2009年颇有争议的选举之后创造的监禁记录。 #2： 中国 由于中国对媒体的严格审查，以及在政府密切监视人民的国家发表言论的恐惧，调查中国监禁新闻工作者的确切人数尤为困难。在此背景下，已知在中国入狱的新闻工作者人数略有下降（从2021年的48人下降至2022年的43人）不应被看成中国对独立报道的打压有任何缓解。 在因受模糊指控而服重刑的新闻工作者中，维吾尔族人占了很大一部分。其中，Omerjan Hasan因出版新疆地区的非官方历史而服刑15年。Ilham Weli, Juret Haji, Mentimin Obul, 和 Mirkamil Ablimit因被指控为两面人（中国当局经常用这个词来形容他们认为公开支持但暗中反对政府政策的人），自2018年以来一直被关押。同样自2018年以来被拘留的编辑 Memetjan Abliz Boriyar则被控批准发行一些后来才被中国当局禁止的书籍。另一个令人不安的趋势是，一群曾为新疆新闻网站Uighurbiz创始人伊力哈木·土赫提（Ilham Tohti）（他已被终身监禁）工作的学生据信已经服满刑期却未被释放，而是被转移到了所谓的 “再教育营”。 …

作者：Jennifer Dunham/CPJ副编辑主任 保护记者委员会 (CPJ) 2022年全球有罪不罚指数显示，在过去十年发生的记者谋杀案中，近80%的案件至今未破，凶手逍遥法外，各国政府对此漠不关心。 发表于2022年11月1日 调查方法 根据CPJ 2022年全球有罪不罚指数，绝大多数谋杀记者的凶手依然逍遥法外。在过去十年里，全球共有263起记者因履行本职工作遭到报复而被谋杀的案件，其中近80%案件的肇事者没有受到任何惩罚。 索马里连续第八年名列榜首，全球有罪不罚记录最差。排名前五的还有叙利亚、南苏丹、阿富汗和伊拉克（调查时期为2012年9月1日至2022年8月31日）。上述每个国家都多次出现在CPJ名单中，它们充满冲突和政治动乱的历史以及薄弱的法制纵容了有罪不罚，使其愈发根深蒂固，进一步阻碍当局投入资源为新闻工作者寻求正义。  缅甸今年首次出现在名单中，排名第八。该国在CPJ于2021年12月1日发布的新闻工作者监禁名单中亦榜上有名，标志着其新闻自由再度受挫。在2021年2月的军事政变后，缅甸军政府监禁了数十名记者，并广泛利用反国家和反虚假新闻法来压制独立报道。当局杀害了至少三名新闻工作者，其中包括Aye Kyaw和Soe Naing，他们因拍摄反政权抗议活动而被捕，在拘留期间遇害。 然而，即使是在政局相对稳定的民主选举国家，当局对起诉记者谋杀犯、遏制记者袭击事件的政治意愿亦十分薄弱。相反，墨西哥总统安德列斯·曼努埃尔·洛佩斯·奥夫拉多尔、巴西总统雅伊尔·博索纳罗等国家领导人频频对媒体发起口头攻击，使在报道犯罪、腐败和环境等重要议题时已受各方威胁的当地记者更加寸步难行。 墨西哥是有罪不罚现象最严重的国家之一。CPJ在过去十年里记录了该国28起未破记者谋杀案，人数为全球之最，使墨西哥成为西半球新闻环境最恶劣的国家。墨西哥在CPJ指数名单上排名第六，部分原因是该指数以各国人口总数为基数。此外，墨西哥的暴力事件极为普遍、错综复杂，很难确定遇难记者的死因是否与工作有关，这也意味着CPJ在制定本名单时未能将动机不明的记者遇害事件考虑在内。 墨西哥在今年前九个月就有至少13名新闻工作者遇害，是CPJ在该国一年内记录的最高人数。其中，至少有三名记者因报道犯罪和政治腐败而遭到直接报复，并在遇害前受到威胁。CPJ目前正在调查其他10起记者遇害案的动机，以确定受害者是否殉职。 墨西哥当局在今年初曾标榜该国逮捕了大量谋杀记者的嫌犯。总统发言人Jesús Ramírez Cuevas 特别指出，截至2022年3月，已有16名参与杀害六名记者的罪犯被拘留。曾在2017年引发高度关注的谋杀记者Javier Valdez Cárdenas的凶手于近期被定罪后，当局还加大力度从美国引渡主谋嫌犯Dámaso López Serrano（他是墨西哥北部锡那罗亚州一个有组织犯罪集团的前高级成员）。但总体而言，逮捕率的增加并不代表定罪率的增加。此外，由于缺乏证据，一些被捕者已经获释，如2021年涉嫌谋杀记者Jacinto Romero Flores的嫌犯。   巴西名列第九。2022年发生的几起事件使该国的新闻环境持续恶化。今年六月，英国记者Dom Phillips和土著问题专家Bruno Pereira在巴西亚马逊遇害，警方怀疑凶手与当地的非法捕鱼产业有关。该备受瞩目的案件凸显了报道亚马逊地区和其他环境议题的新闻工作者所面临的风险。早在二月，社区记者Givanildo Oliveira 遇害，凶手据说是“红色司令部”犯罪组织的成员。这表明报道巴西贫民窟和边缘群体的记者所面临的风险与日俱增，引人担忧。 与此同时，巴西体育记者Valério Luiz de Oliveira因报道一家著名足球俱乐部而遭到报复，于2012年遇害。而原定于2022年审判嫌犯的日期一再被推迟，使其家人在追求正义的道路上屡受挫折。遇害者的儿子Valério Luiz de Oliveria Filho律师告诉CPJ，他为父亲声张正义进行了长达十年的斗争，并将此过程描述为“一场永无止境的噩梦”。 在排名第七的菲律宾，前总统罗德里戈·杜特尔特曾发起恐吓、骚扰媒体运动。小费迪南德·马科斯当选总统的新闻曾使该国一度看到希望。然而，自从小马科斯在6月下旬上任以来，已有两名电台评论员遇害。一名是杜特尔特和小马科斯的公开批评者Percival Mabasa，另一名是报道当地政治和腐败的记者Renato Blanco。这使人担心当地的暴力环境和有罪不罚现象将继续存在。 排在第10位和第11位的是巴基斯坦和印度。自CPJ 2008年第一次创建该指数以来，这两个国家每年都榜上有名，表明其针对媒体的暴力和有罪不罚的历史根深蒂固。 在最近10年的调查期间 (2012年9月1日至2022年8月31日)，CPJ发现全球共有263名记者因履行工作职责而被谋杀。其中206起案例（或78%）被归类于完全有罪不罚，意味着没有任何相关嫌犯被定罪。CPJ在上一调查周期（2011年9月1日至2021年8月31日） 内发现81%的记者谋杀案至今未破。 与此同时，联合国发动了关于记者安全和有罪不罚问题的行动计划。该计划在2012年启动，旨在制定方案保护新闻工作者、围绕记者袭击事件打击有罪不罚现象。方案包括建立一个协调的机构间机制来处理与记者安全相关的问题，以及协助各国制定有利于言论和信息自由的立法和机制，并支持各国全面实施现行国际规则和原则。该行动计划于2013年初开始实施，但本指数显示，有罪不罚的现象依然普遍存在。 CPJ与合作伙伴组织通过近期发动的几项倡议联手打击全球有罪不罚现象。其中，“A Safer World For The Truth” 计划旨在调查至今未破的记者谋杀案、发掘新线索并提倡重启本国刑事诉讼案。今年早期，在该项目位于海牙的人民法庭，目击者为2009年斯里兰卡记者Lasantha…

2021年，全球被监禁新闻工作者人数又创新高。遍布亚洲、欧洲和非洲的专制政权采用新技术和安全法严厉镇压独立媒体。保护记者委员会（CPJ）编辑主任Arlene Getz 特别报道。 2021年12月9日发布 纽约 对新闻自由捍卫者来说，今年是尤为艰苦的一年。保护记者委员会（CPJ）2021年监禁调查报告显示，全球因履行工作职责而被监禁的新闻工作者人数创下了293人的历史新高，打破了2020年280人（经修订）的记录。今年至少有24名记者殉职，另有18名记者死因不明，无法确定他们是否遭到有针对性的报复。   中国连续第三年成为全球监禁记者人数最多的国家，共有50名记者身陷囹圄。在2月1日军事政变引发的媒体镇压事件后，缅甸飙升至监禁名单第二。埃及、越南和白俄罗斯次之。 今年是CPJ年度调查连续第六年记录狱中记者总数超过250人，该人数不断攀升的原因因国而异，但都反映了一个明显的趋势：各国越来越不容忍独立报道。胆大妄为的独裁者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力愈发无视正当的法律程序和国际规范。在各国受新冠疫情严重干扰并努力应对气候变化等迫在眉睫的问题的当下，专制政府显然察觉到公众对侵犯人权事件的反应变得迟钝，以及民主政府对政治或经济制裁的兴趣明显减弱。  诚然，有一些国家出乎意料地逆转了大量囚禁记者的趋势。土耳其曾是全球监禁记者记录最糟糕的国家，在去年释放20名记者后，今年仍有18人被关押，在CPJ的年度监禁名单中排名第六。沙特阿拉伯释放了10名记者，仍有14人在狱中；今年的调查没有发现新增记录，表明该国不再是全球前五监禁大国。 然而，如果只将狱中记者人数的减少视为某国对媒体态度的好转显然太天真。正如CPJ指出，土耳其在2016年政变未遂后的镇压行动有效拔除了该国的主流媒体，并迫使众多记者离开新闻行业。土耳其的入狱记者人数下降还是因为政府允许更多记者假释等待审判或上诉结果。 在沙特阿拉伯，贾迈勒·卡舒吉（Jamal Khashoggi）在2018年被残忍谋杀并分尸一案以及2019年几起新拘捕事件或使许多记者噤若寒蝉，其恐吓效果或比任何新一波逮捕更为有力。此外，独裁领袖加强利用先进手段来阻碍独立记者和媒体的工作，特别是互联网断网和通过高科技间谍软件加强监视，减少了逮捕记者的需要。  中国监禁新闻工作者势头不减。不同的是，今年CPJ的年度调查首次发现有记者在香港入狱，这是香港历史性的民主示威活动后被强制实施的严法2020年《国家安全法》导致的结果。  包括《苹果日报》和壹传媒的创办人、2021年CPJ伊菲尔新闻自由奖（Gwen Ifill Press Freedom Award）获得者黎智英在内的八名香港媒体人物被监禁，使香港早已四面楚歌的独立媒体再受重创。狱中新闻工作者或面临终身监禁。 在中国大陆，许多人面临着一连串不明不白的奥威尔式指控。自由视频记者张展在2020年5月因报道批判中国应对新冠疫情大流行不当而被捕，以“寻衅滋事”的罪名被判四年有期徒刑，该罪名常常被强加于对执政的中国共产党进行和平批评的人士身上。其他人则被指控为“双面人”，该词无任何法律依据，隐含了对中共的暗中反对，常常被用来控诉新疆维吾尔族记者。 中国还不放过非媒体从业人士，逮捕了涉嫌向《大纪元时报》发送资料的11人。《大纪元时报》是隶属于法轮功精神组织的一家媒体公司。因该报称其非新闻工作者，被捕的11人未被列入CPJ的年度监禁名单。然而，他们所受的监禁反映了中国意图遏杀媒体话语的决心。 缅甸截至2020年12月1日没有记者入狱，但在今年军方政变后的媒体镇压活动中逮捕了26名记者，而事实比该数字显示的还要可怕。许多新闻工作者，包括美国记者丹尼·芬斯特（Danny Fenster ）在入狱数月后、CPJ调查之前获释。根据CPJ的调查，可能还有其他被拘留的记者身份尚未确定。此外，人数未知的一群记者已转入地下或流亡；他们的离开对独立媒体在被罢黜政府掌权期间取得的成果是一记重击。 埃及排在缅甸之后，成为全球监禁记者记录第三的国家，2021年共有25名新闻工作者被关押。尽管该数字较去年有所降低，但该国持续监禁记者的现象标志着阿卜杜勒-法塔赫·塞西（Abdel Fattah el-Sisi）政府公然无视本国法律的惯常行为。  埃及当局常常规避限制囚犯的审前拘留期在两年之内的法规，通过提出额外指控来延长该期限。另外，他们还为服刑期满的狱中人士开出释放的条件。 例如，埃及摄影记者、CPJ国际新闻自由奖获得者马哈茂德·阿布·扎伊德（Mahmoud Abou Zeid），又称肖坎（Shawkan），自2019年3月4日从托拉监狱获释以来，每晚都在拘留所过夜。他被以“警方监视”的条件获释后，必须在接下来五年内每晚去警察局报到。到目前为止，警察每天都命令他在局里的牢房过夜。肖坎还被禁止管理他的金融资产和房产五年。 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新闻自由面临的最大的阻碍来自埃塞俄比亚。阿比·艾哈迈德（Abiy Ahmed）在2018年前所未有的改革时代成为总理，他领导的国家却在2021年成为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仅次于厄立特里亚的第二大记者监禁国。 自从去年联邦政府军与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TPLF）领导的部队爆发内战以来，该国有无数新闻工作者被捕。截至12月1日，仍有九名记者被关押。随着冲突升级以及政府实施严厉的紧急状态法，六名记者于11月被捕。CPJ今年记录了其他多起侵犯新闻自由的案例。   与此同时，白俄罗斯领导人亚历山大·卢卡申科（Aleksandr Lukashenko）使用令人发指的极端措施，迫使瑞安航空公司的一架民用航班改道，逮捕了机上的记者罗曼·普罗塔谢维奇（Raman Pratasevich），显示了他对公众舆论视若无睹，不惜一切代价维护自身权力。 白俄罗斯目前有19名记者被监禁，高于去年的10名，也是自CPJ从1992年开始年度调查以来该国的最高数据。 被捕记者中包括独立体育新闻网站Tribuna 的记者阿利阿克桑德·伊夫林（Aliaksandr Ivulin）。伊夫林因被指控违反公共秩序而面临长达四年的牢狱之灾，而他的一名粉丝因其在伊夫林的本地足球俱乐部的一场比赛中穿着标有25号的俱乐部球衣，竟然也被判处14天监禁，因为25号是伊夫林为该俱乐部效力时所用的号码。 在言论自由环境严峻的一年里，这种偏狭的控制令人难以抱持乐观的态度，监禁记者人数恐怕还会持续创新高。 其他调查发现： ·      截至2021年12月1日，CPJ记录了19名记者因遭报复性谋杀而殉职，该数字在2020年为22人。今年还有三名记者在冲突地区进行报道时遇难，另有两人在报道抗议或街头冲突时因形势升级而殉职。 ·      墨西哥仍是西半球记者殉职人数最多的国家。今年有三名记者因遭报复性谋杀而殉职。CPJ正在调查其他六起记者遇害案，以确定他们是否殉职。 ·      印度有四名记者被证实因遭报复性谋杀而殉职，该人数为世界之最。第五名殉职记者则在报道抗议活动时遇害。 · …

2020年，全世界遭报复性谋杀的记者人数激增，但在战争中殉职的记者人数骤降。保护记者委员会（CPJ）詹妮弗·邓纳姆（Jennifer Dunham）特别报道 2020年12月22日 纽约 2020年，在充斥着暴力的民主国家工作的记者成为犯罪团伙和激进组织的报复对象，全球被谋杀的记者人数较去年激增一倍多。从保护记者委员会1992年开始搜集数据至今，墨西哥首次成为全球殉职记者最多的国家。 今年全球共有30名记者遇害，其中21名因遭报复性谋杀而殉职（去年为10名），其余则在战斗、交火或执行其他危险任务时丧生。另有一名媒体工作人员遇害。紧随墨西哥之后，阿富汗和菲律宾是遭报复性谋杀记者人数最多的国家。 CPJ目前仍在调查全球其他15名记者的死因，以确认他们是否殉职。今年的名单列出了2020年1月1日至12月15日期间殉职的记者。相比之下，2019年共有26名记者殉职，是2000年以来CPJ调查发现的最低记录。 尽管谋杀记者案在2020年出现激增，在战斗中遇害的记者人数（3名）则降到2000年以来的最低水平，原因是中东地区的冲突有所缓和，新冠疫情占据媒体报道重心，以及记者出行计划受阻。遇害的三名记者均在报导叙利亚北部伊德利卜附近的持续交火中死于空袭；该空袭行动疑似由叙利亚总统巴沙尔·阿萨德政权的盟友俄罗斯部队发起。 在墨西哥，今年至少有四名记者被谋杀，另有一名记者在犯罪现场报导时被枪杀。CPJ仍在调查其他至少四名记者的死因。多年来，墨西哥一直是西半球新闻环境最为恶劣的国家，该国记者不得不在犯罪团伙、贩毒组织和贪腐政权间披荆斩棘。 墨西哥总统安德烈斯·曼努埃尔·洛佩斯·奥夫拉多尔在2018年12月上任时，承诺将采取具体措施，终止针对媒体的暴力和谋杀记者有罪不罚现象。但是，CPJ在其最新“全球有罪不罚指数”（它列出了记者遇害而凶手未受惩处的国家）中发现，墨西哥的新闻环境持续恶化。CPJ调查发现，在多数谋杀记者案中，无任何犯罪嫌疑人被定罪，幕后黑手依然逍遥法外。此外，洛佩斯·奥夫拉多尔极少与CPJ和其它新闻自由机构和民间组织打交道，却在每日早间新闻发布会上搬用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的论调，诋毁墨西哥媒体，更令该国记者界如临深渊，如履薄冰。 在今年遇害的记者中，至少有两名生前是墨西哥保护人权捍卫者和新闻工作者联邦机构的成员，该机构旨在为险境中的记者提供安全保障。然而， 在两起案例中，被指派给记者的保镖连同记者一起遇害，暴露了该机构的不堪一击。2020年，墨西哥国会采取行动，撤销了资助该机构的联邦信托基金，并将基金的控制权直接移交给内政部秘书处，任其由政客和利益团体掌控。  Pablo Morrugares是该联邦机构的成员之一。今年8月，他在墨西哥南部格雷罗州伊瓜拉市自家的餐馆内与保镖双双被枪杀。此后，某有组织犯罪团体向该市大批新闻工作者发出威胁。10月，当地记者向包括洛佩斯·奥夫拉多尔在内的墨西哥当局写了一封公开信，详细陈述了他们面临的威胁并恳求当局保护。一名记者告诉CPJ：“我从未见过媒体受到如今这般的攻击和骚扰。” 在菲律宾，尽管总统媒体安全任务组作出了努力，今年仍有至少三名记者因遭报复性谋杀而殉职。总统媒体安全任务组是菲律宾总统罗德里戈·杜特尔四年前成立的国家机构，旨在杜绝谋杀记者惨案。杜特尔政府自称在打击有罪不罚方面取得了进展，但其实不然，任由杀害记者的元凶逃之夭夭。更甚的是，由总统杜特尔本人带头的菲律宾当局像墨西哥总统洛佩斯·奥夫拉多尔一样恶语中伤媒体。   在洪都拉斯，有组织的犯罪和薄弱的法治为媒体带来暴力和威胁，加深了恐惧和自我审查气氛，2020年至少有两名记者在该国被谋杀。CPJ仍在调查另一名记者的死因。 尽管在交火中丧生的记者人数有所下降，战乱中的国家依然是新闻工作者的炼狱。在阿富汗，今年至少有四名记者遭到武装组织的报复性谋杀而殉职，而该国在2019年的记者殉职记录为零。今年12月初，楠格哈尔省Enikass广播电视台记者Malalai Maiwand在上班路上和司机Mohammad Tahir一起被枪杀；伊斯兰国宣称对本次袭击负责。与此同时，阿富汗政府和塔利班激进组织的代表们在卡塔尔商定了和谈框架。 政府直接、公开杀害记者的一起案例发生在12月12日，异见记者扎姆（Roohallah Zam）遭伊朗当局绞刑处决。扎姆在流亡期间管理的网站和电报频道“阿马德新闻”曾对伊朗官员进行批评性报道，并在2017年分享了反政府抗议活动的时间和地点。电报在2017年末关闭了他的频道，但后来该账户以不同名字重现。根据将谋杀定义为针对其工作对记者直接进行报复性杀害的方法论，CPJ将扎姆的死亡定性为谋杀。据CPJ调查，伊朗情报人员于2019年10月在伊拉克拘留了扎姆并将其带到伊朗；当局在国家电视台播放了他公开道歉的视频。今年6月，扎姆被定罪并被判处死刑。他被强加的17项罪名包括间谍罪、在国外传播虚假新闻、玷污伊斯兰价值观及其最高领导人，其死刑判决于12月8日被确认。据美联社报道，在宣布执行死刑时，伊朗官方媒体借由2017年的抗议活动称扎姆为“暴乱头子”。 伊朗长期以来以严刑囚禁记者、压制新闻媒体，截至2020年12月1日CPJ监禁调查结束之日，共有15名记者在伊朗入狱，其中包括扎姆。从1992年至今，CPJ调查发现另有四名记者在伊朗遇害，其中三人在被政府拘留期间死亡或在狱中受伤死亡。 在全球媒体环境充斥着有罪不罚现象和危险的反新闻言论的当下，特朗普总统领导的美国不计后果地放弃了捍卫全球新闻自由的领导地位。特朗普政府非但没有坚持保护记者和新闻自由的原则，反而采取机会主义的态度；最令人发指的事例当属特朗普政府大声谴责伊朗行径，却公然默许沙特政府和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在2018年参与谋杀《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贾马尔·卡舒吉。CPJ在上个月已致即将上任的拜登政府就恢复美国领导全球新闻自由的地位提出了一系列建议，包括任命一名新闻自由总统特使（该特使将有权在全球公开谴责侵权行为），重建历来支持新闻自由的国务院机构，并向各美国使馆下达指令，将新闻自由纳入外交政策的重点。 2020年也是全球政治动荡的一年，许多记者在报导动乱时遭遇暴力。今年1月，第贾电视台记者Ahmed Abdul Samad和摄像师Safaa Ghali在伊拉克南部城市巴士拉报导针对基本服务的缺乏、失业和政治腐败的抗议活动中被枪杀。尼日利亚记者Onifade Emmanuel Pelumi在报导拉各斯州西南部城市伊凯贾的动乱时遇害。CPJ调查发现，由于各国政府严厉打压对新冠疫情以及政治动荡的报道，2020年因履行工作职责而被监禁的新闻工作者人数创下历史新高。 新冠病毒大流行也迫使记者不断适应地方当局更新变化的安全指南和旅行及出行限制。CPJ记录显示，疫情除了影响记者和摄影记者展开工作之外，还为被捕入狱的记者带来极大的健康风险。至少有两名记者在被关押期间感染新冠去世：洪都拉斯记者David Romero和埃及记者Mohamed Monir。第三名记者Azimjon Askarov是2012年CPJ国际新闻自由奖得主，他被吉尔吉斯当局判处无期徒刑，今年病死狱中；他的家人怀疑他死于新冠病毒。CPJ的殉职记者名单不包括因病去世的记者。 CPJ的其它调查发现： ●   犯罪团伙是2020年杀害记者的主要嫌犯，政治则是最危险的报道题材。 ●   殉职记者中包括两名女性：墨西哥的Maria Elena Ferral Hernández和阿富汗的Malalai Maiwand。 ●   一名媒体工作人员遇害：Enikass广播电视台司机Mohammad Tahir与记者Maiwand一起在阿富汗遇害。CPJ自2003年开始整理翻译、平事人和行政人员等重要业内人士的殉职名单。 ●   今年6月，摄影记者Christoff Griffith在犯罪现场进行报导时被犯罪嫌疑人杀害，这是CPJ调查发现的第一位在巴巴多斯殉职的新闻工作者。  调查方法 CPJ从1992年开始整理所有遇难记者的详细记录。CPJ的工作人员进行独立调查并核实每一名记者遇难的背景。只有在工作人员有把握确认一名记者因履行本职工作而遭到直接报复、卷入战火或执行危险任务（如所报导的抗议活动升级为暴力事件）而遇难时，CPJ才会将其纳入殉职名单。  如果杀人动机不明确，但遇难记者有可能因履行工作职责而死亡，CPJ将这些案件归类为“未确认”并继续进行调查。…

2020年，由于各国政府严厉打压对新冠疫情以及政治动荡的报道，全球范围内因履行工作职责而被监禁的新闻工作者人数创下历史新高。独裁统治者再次利用来自美国的反新闻言论作为掩护。保护记者委员会埃兰娜·拜泽尔（Elana Beiser）特别报道。 2020年12月15日发布 纽约 2020年，由于威权政府逮捕了许多报导新冠疫情或政治动荡的记者，全球范围内因履行工作职责而被监禁的新闻工作者人数创下新历史新高。在新冠病毒大流行期间，许多政府推迟庭审、限制探视，且无视狱中与日俱增的健康隐患；至少有两名记者在被关押期间感染新冠去世。  保护记者委员会在其年度全球调查中发现，截至2020年12月1日，全球至少有274名记者因履行工作职责而被监禁，打破了2016年272人的最高记录。中国逮捕了几名报导疫情的记者，连续第二年成为全球监禁新闻工作者最多的国家。土耳其紧随其后，该国坚持审判获得假释的记者并逮捕新的记者。排名第三的埃及持续大费周章地关押无罪名记者。其后是沙特阿拉伯。白俄罗斯长期执政的总统再次连任引发民众抗议，埃塞俄比亚的政治动荡演变为武装冲突，导致包括白俄罗斯和埃塞俄比亚在内的一些国家今年监禁新闻工作者人数大幅增长。 这标志着连续第五年来全球专制政府监禁记者总数超过250人。由于缺乏一个在全球提倡民主价值观的领导力量，这场危机持续恶化——尤其是在美国，唐纳德·特朗普总统不遗余力地诋毁媒体，并和埃及总统阿卜杜勒弗赫塔·埃西西之类的独裁者套近乎。专制者们纷纷套用特朗普的“假新闻”言论为自己的行为进行辩护（尤其是在埃及），导致因“假新闻”罪名入狱的记者人数逐步上升。今年共有34名记者因“假新闻”被监禁，去年为31名。 截至本监禁报告发布之日，在美国境内没有发现任何新闻工作者被监禁。但是，据“美国新闻自由追踪系统”统计，美国在2020年史无前例地出现110名记者被捕或受到刑事指控，另约有300名记者遇袭，且袭击者多为执法人员。目前至少有12名记者仍受刑事指控，其中部分或面临牢狱之灾。有观察人士告诉保护记者委员会，在一系列抗议活动中，政治两极分化、警察军事化以及媒体环境恶化都加速打破了记者享有警方保护的惯例。 保护记者委员会已致总统当选人乔·拜登的新政府就恢复美国领导全球新闻自由的地位提出了一系列建议，包括确保对国内袭击记者事件进行问责，以及指示驻外外交官出席对记者的审判并公开支持独立媒体。保护记者委员会发现，美国的媒体信任危机在新冠病毒全球大流行期间尤为危险。 在中国被监禁的47名记者中有不少被判处长期徒刑，或在没有披露任何指控的情况下被囚禁在新疆。随着新冠病毒在年初肆虐湖北省武汉市，当局因其报道挑战了北京的官方说辞逮捕了几名记者，其中三人截至12月1日仍未出狱，包括独立视频记者张展。她于2月初开始在推特和YouTube上发布来自武汉的报道，5月14日被捕。她的视频内容包括对当地业主和工人就其受疫情的影响以及政府的回应进行采访。  张展是保护记者委员会在全球调查中发现的数十名高度依赖社交媒体平台的记者之一；在其它所有媒体都受政府严格审查或控制的背景下，这些记者尤其需要社交媒体。张展的视频通过中国境外的平台发布，因而仍可在全球范围播放。但保护记者委员会发现，在她之后被捕的记者所发布的类似内容却因不明原因遭到删除，阻碍了调查并加深了公众长期以来对全球科技巨头如谷歌、推特和脸书的透明度的疑虑。 同样在中国，外交争执对外媒而言更是雪上加霜。今年共有十几名驻华美媒记者被驱逐。中国国际电视台CGTN商业节目主持人、澳籍华人成蕾因在中澳关系恶化期间涉嫌危害国家安全于今年8月被捕，使她成为继博主杨恒均之后第二名被拘留的澳籍记者；杨恒均自2019年1月以来一直以间谍罪被关押。 同时，埃及当局加大力度逮捕、指控记者并无限期延长审前拘留期，今年共监禁了27名新闻工作者，与2016年持平。仅在11月，埃及检察官就对摄影师Sayed Abd Ellah和博主Mohamed “Oxygen” Ibrahim 强加了新的恐怖主义指控，以此应对法院提出的释放要求。保护记者委员会记录显示，埃及当局自2019年4月以来便使用类似的伎俩延长了其他至少八名记者的拘留期。 今年，不论是因为疫情还是罔顾疫情，埃及镇压新闻工作者势头不减，其中不乏当局行为造成记者死亡的案例。至少有三名记者因报导新冠疫情被捕，原因包括批评官媒缺乏对染病医生和护士的报道。内政部以病毒为由，从三月初至八月中旬禁止包括家属和律师在内的访客前往狱中探视被关押记者。  然而，埃及国家安全部门的工作人员于8月30日逮捕了Sayed Shehta，他当时因确诊新冠正在吉萨的家中进行自我隔离。他在警察局晕倒后被送往医院，双手被铐在重症监护室的病床上。与之相比，Mohamed Monir更加厄运缠身。该资深记者曾在半岛电视台5月26日的一次采访和6月14日的一篇专栏中批评政府应对新冠病毒大流行不当，于6月15日被控加入恐怖组织、散布虚假新闻以及滥用社交媒体而被捕。Monir在开罗的托拉监狱染病后，于7月2日获释，7月13日因新冠并发症在吉萨的一家医院去世。  在全球范围内，至少另有一名记者在被关押期间感染新冠病毒死亡。洪都拉斯记者David Romero曾是环球电台及电视的主管，之前因被控诽谤一名前检察官而被判十年有期徒刑。他在首都特古西加尔巴附近的塔玛拉监狱中感染新冠病毒后，于7月18日身亡。记者在狱中感染病毒的风险促使保护记者委员会联合其他190个团体发动了#FreeThePress运动，敦促世界各国领导人释放所有因履行工作职责而入狱的新闻工作者。 国际新闻自由奖得主Azimjon Askarov 也在2020年死于狱中。此前多年，联合国人权事务委员会和保护记者委员会等组织积极呼吁吉尔吉斯当局释放该记者。Askarov因曝光警察滥用职权，以莫须有的罪名被判处无期徒刑。他的妻子Khadicha Askarova告诉保护记者委员会，Askarov在去世前几周一直无法行走且高烧不退，她怀疑他感染了新冠病毒，但是监狱管理局并未对其进行检测。 纵观欧洲和中亚地区，新闻工作者被裹挟进白俄罗斯的政治动乱中；总统卢卡申科通过公认的舞弊手段第六次连任，引发大规模抗议活动。当局逮捕了数十名记者，判处多人罚款或行政拘留以及为期一到两周的监禁，其中部分记者面临更为严重的指控。截至12月1日，至少有10名记者在白俄罗斯被监禁；这是自2014年以来白俄罗斯首次出现在保护记者委员会年度监禁名单中。 埃塞俄比亚政治动荡不仅演变为武装冲突，还促使当局围捕记者；至少有七名记者在该国被监禁，去年为一名。这些记者中多数都被控有反国家罪，然而当局为了进行调查，毫无根据地一再延长他们的拘留期限。 在土耳其，每名入狱的新闻工作者都面临反国家指控。自2016年7月未遂政变后出现一次激增外，该国监禁记者人数近年来有所下降。由于本国媒体纷纷关闭、政商勾结掌控政府喉舌、司法环境急转直下，该国的主流媒体集体失声，土耳其因此允许更多记者在监狱外候审。保护记者委员会发现今年共有37名新闻工作者在土耳其被监禁，人数不到2016年的一半，但是当局仍在逮捕其他记者及其律师。由于新冠疫情，今年的司法诉讼程序被暂停了三个月，延长了被拘留记者的监禁期限，也增加了候审记者的精神压力。 在保护记者委员会进行年度调查前的几周里，土耳其当局因其批评性报道逮捕了至少三名供职于亲库尔德媒体美索不达米亚通讯社的记者，包括Cemil Uğur，他在一篇报道中声称有军人拘留并折磨了两位村民并将他们从直升机上抛下，造成一位村民死亡。（土耳其官员说该平民为拒捕受伤。） 在伊朗，截至12月1日，有十五名新闻工作者被监禁。12月12日，当局以十七项罪名处决其中的Roohollah Zam，包括间谍罪、境外散布虚假新闻、侮辱伊斯兰教价值和最高领导人。Zam的网站及Telegram 频道 Amad News曾发布批评伊朗官员的报导，以及2017年抗议行动的时间及地点。他在2019年于伊拉克的巴格达被捕，后被送往伊朗並判处死刑。 保护记者委员会年度监禁名单中的其它发现： 三分之二的被监禁记者被控有反国家罪，例如恐怖主义或加入被禁团体。 百分之十九的监禁案例没有披露任何指控；该53名记者中有一半以上被关押在厄立特里亚或沙特阿拉伯。 全球几乎所有被关押记者都在报道本国新闻时被政府监禁。保护记者委员会发现至少有七名具有外国国籍或双重国籍的记者被监禁，分别在中国、厄立特里亚、约旦和沙特阿拉伯。 被监禁记者中有36人（13%）是女性，其中一些在伊朗或沙特阿拉伯报导了妇女权利，另有几名在白俄罗斯的抗议活动中被捕。 随着保护记者委员会掌握过去一年中记者被逮捕、释放或死于狱中的情况，我们在每年的年度调查中都会对已公布的数据进行微调。今年，保护记者委员会获悉记者Samuel Wazizi 于2019年8月在喀麦隆死亡，记者Jihad Jamal于2016年在叙利亚死亡。在2020年监禁调查过程中，保护记者委员会新发现三名记者早在2018年或2019年就被监禁。因此，我们将2019年的监禁人数从250人更新为251人，往年数据也略有调整。Jamal的去世使2016年的全球监禁人数从273人（上一次最高纪录）下降到272人。 调查方法 这份新闻工作者监禁名单仅列出被政府拘捕的新闻工作者，失踪或被非政府团体俘虏的新闻工作者不被列入此名单。后者被定性为“失踪”或“被绑架”。 保护记者委员会对新闻工作者的定义是：为包括印刷、摄影、广播、电视台和网络等媒体进行新闻报道或者评论公共事务的人。保护记者委员会的年度监禁名单只包括已通过本委员会证实因履行职责而被监禁的新闻工作者。 保护记者委员会相信，新闻工作者不应该由于履行工作职责而被监禁。在过去一年中，保护记者委员会帮助了全球至少75名被监禁新闻工作者提前重获自由。 保护记者委员会的名单是2020年12月1日凌晨12点01分显示的被监禁新闻工作者的数据。该名单不包括许多今年被捕但已获释的记者；此类案例的详情可登录https://cpj-preprod.go-vip.net 查看。列入本名单的新闻工作者，除非本机构有可靠理由确认他们已获释或在关押期间死亡，否则将一直保留在名单内。 埃兰娜·拜泽尔（Elana Beiser）是保护记者委员会的编辑主任。她曾在纽约、伦敦、布鲁塞尔、新加坡和香港担任道琼斯通讯社和《华尔街日报》的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