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随着战事的平息以及遭报复性谋杀的记者人数创下历史新低，全球殉职记者总数骤降。保护记者委员会（CPJ）埃兰娜·拜泽尔（Elana Beiser）特别报道
2019年12月17日
纽约
随着冲突地区局势趋于稳定以及遭报复性谋杀的记者人数创下历史新低，2019年全球殉职记者总人数降至17年来的最低水平。叙利亚和墨西哥是殉职记者人数最多的国家。
2019年至少有25名记者殉职，是2002年（至少21名）以来的最低纪录。更令人吃惊的是，今年遭报复性谋杀的记者人数（至少10名）是CPJ从1992年开始年度调查以来的最低记录。在今年的谋杀记者案中，有一半发生在墨西哥。
CPJ仍在调查全球其他25名记者的死因，以确认他们是否因工作原因遇难。今年的名单记录了在2019年1月1日至12月13日期间殉职的记者。相比之下，2018年共有56名记者殉职。
近年来，谋杀记者的犯罪未惩现象受到了国际舆论前所未有的关注，谋杀记者的案件大幅减少。这主要归因于三个影响深远的案例。2017年10月16日，知名反腐博主达芬妮·卡鲁亚娜·加利西亚（Daphne Caruana Galizia）在马耳他被汽车炸弹炸死，令欧盟新闻界痛心疾首。不到六个月后，欧盟发生了第二起谋杀记者案，扬·库恰克（Jan Kuciak）及其未婚妻双双在斯洛伐克的家中被枪杀；库恰克死前正在报导意大利黑手党和涉嫌挪用欧盟资金案。2018年底，流放记者贾马尔·卡舒吉（Jamal Khashoggi）在沙特阿拉伯驻土耳其伊斯坦布尔领事馆中被蓄意谋杀并分尸，成为全球头条新闻。
我们无法证实这几起谋杀案的高曝光率及其后果是否有助于打消其他凶犯的念头。近年来，CPJ调查发现谋杀记者案有所减少，而在巴基斯坦和俄罗斯等危险地区工作的记者则加强了自我审查；在这些危险地区，犯罪未惩的现象比比皆是，使一些记者对批评性报导敬而远之。此外，想要恐吓媒体的人可以利用其他很多工具实现目的，无需诉诸谋杀。CPJ调查发现，连续第四年来，全球至少有250名记者被监禁，而从香港到迈阿密的各地记者都受到法律骚扰、黑客攻击、监视和涂污运动的影响。
墨西哥似乎不受打击犯罪未惩运动的影响，今年至少有五名记者因遭到报复性谋杀而殉职（去年和前年分别为四名和六名）。CPJ仍在调查今年在墨西哥发生的另外六起谋杀记者案，以确认他们是否因工作原因遇难。在今年殉职的记者中，至少有两人曾经向墨西哥保护人权维护者和新闻工作者的联邦机构寻求帮助；该机构在2012年创办后成为当地捍卫新闻自由的典范，但长期资金短缺、员工不足、效率低下。今年11月，墨西哥总统安德烈斯·曼努埃尔·洛佩斯·奥夫拉多尔（Andrés Manuel López Obrador）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该机构将获得”无限的资源”， 努力满足当地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提出的一系列建议。尽管如此，在谋杀案调查存在严重缺陷以及新闻媒体为保障记者安全纷纷表示将限制敏感报道的背景下，我们很难对墨西哥的新闻自由前景表示乐观。
墨西哥是排在叙利亚之后全球殉职记者人数第二多的国家。位居榜首的叙利亚今年至少有七名记者殉职。10月中旬，在唐纳德·特朗普总统下令驻叙北部美军撤离叙土边境后，安卡拉的部队挺进叙利亚，将美国盟军库尔德领导的战士从边界驱逐。10月11日，土耳其发动一次空袭，土耳其库尔德纪录片导演韦达·埃德姆奇（Vedat Erdemci）在家中拍摄飞过他家的战机时不幸遇难。10月13日，土耳其对一支包括国内外记者在内的平民车队进行空袭，叙利亚库尔德记者萨德·艾哈迈德（Saad Ahmed）遇难，叙利亚库尔德记者/摄影师穆罕默德·侯赛因·拉绍（Mohammed Hussein Rasho）受伤并于次日死亡。
从2012年起，叙利亚境内的死亡人数呈下降趋势。到目前为止，至少有134名记者已在叙利亚战争中遇难。瑞典乌普萨拉大学（Uppsala University）乌普萨拉冲突数据项目研究协调员特蕾莎·帕特森（Therese Pettersson）在一封电子邮件中告诉CPJ，2019年的初始数据显示，2019年叙利亚平民的死亡人数与前一年相比大幅下降。今年在中东地区的冲突和交火中遇难的记者人数与去年相比有所下降，反映了冲突范围的缩小以及全球舆论对困境中的利比亚和也门这些国家的兴趣减弱。CPJ发现今年有八名记者在冲突或交火中遇难，是2011年来的最低记录。2011年后，一部分”阿拉伯之春”和平运动演变成内战，遇难人数激增，推动CPJ和其它捍卫新闻自由和记者安全的机构组成一个联盟，共同保卫新闻工作者（尤其是自由职业者）的人身安全。
帕特森表示，这份初始数据显示今年在阿富汗遇难的平民人数与2018年持平，与叙利亚形成对比。阿富汗是2018年殉职记者人数最多的国家，主要原因是被激进组织伊斯兰国承认的一次双重自杀式袭击事件，导致九名赶来报导第一次爆炸的记者身亡。 2019年，CPJ没有发现任何在阿富汗殉职的记者。一家去年痛失两名记者的大型媒体机构的主任告诉我们，阿富汗的新闻机构行事愈发谨慎，越来越多的记者不愿前往爆炸现场进行报导。
在去年的双重自杀式袭击事件中，袭击者伪装成记者加入赶到第一次爆炸现场的一群记者中，然后二次引爆炸弹。考虑到这起事件的恶劣性质，CPJ将这些记者在阿富汗殉职的原因归结为谋杀，使在2015年之后呈下降趋势的全球谋杀记者人数在去年有了一次激增。
在2017年后发生的三起举世闻名的谋杀记者案件中，没有一名凶犯受到法律的制裁，但其影响不容小视。库恰克被谋杀后，成千上万的斯洛伐克示威者立即走上街头抗议，最终导致总理罗伯特·菲佐（Robert Fico）卸任，内政部长和警察局长的职务被撤销。今年3月，检察官起诉了嫌犯玛丽安·科纳（Mariann Kočner），但这位商人拒不认罪（今年10月，检察官宣布对其他三人进行起诉）。同样在今年3月，斯洛伐克选举出了第一位女总统，该反腐女斗士支持新闻自由，但是议会继续由菲佐的政党控制（至少到明年的选举为止）。
在马耳他，遇害博主卡鲁亚娜·加利西亚（Caruana Galizia）的三个儿子不遗余力地争取独立调查，为母亲伸张正义。曾遭加利西亚严辞批评的马耳他总理约瑟夫·马斯喀特（Joseph Muscat）领导的政府将此案稀里糊涂地拖延了两年之后，上个月发生了与此案有关的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事件，似乎正在改变马耳他的政治格局。据新闻报道，在涉嫌的一名中间人和一名商人被捕后，旅游部长和马斯喀特的办公厅主任辞职，财政部长也宣布停职。12月1日，马斯喀特宣布他将在明年1月辞去总理职位，但外界压力或使他更早下台。
尽管美国情报机构和联合国特别调查一致认为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是谋杀卡舒吉的罪魁祸首，但是卡舒吉一案似乎无法动摇沙特的领导层（尤其是有特朗普总统的持续支持）。尽管如此，由于这起残酷的谋杀案涉及了三个国家（卡舒吉是美国居民），且案发地点是被本国公民视为避难所的领事馆，该案严重损害了沙特王储的国际声誉，使该海湾王国的国际关系恶化。还有一些新闻报道称，该案是沙特国家石油公司阿美石油（Aramco）在筹备多年后于本月在国内而不是国际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原因之一。
CPJ的其它调查发现：
- 自从2003年CPJ开始整理翻译、司机、平事人和行政人员等重要业内人士的殉职名单以来，今年第一次没有发现此类媒体工作人员遇害的情况。
- 在叙利亚遇难的土耳其库尔德记者韦达·埃德姆奇（Vedat Erdemci）是殉职名单中唯一的外国记者。
- 殉职记者中包括两名女性：英国的莱拉·麦基（Lyra McKee）和墨西哥的诺玛·萨拉比亚（Norma Sarabia）。
- 军官是2019年杀害记者的最大嫌疑人群。
- 政治是最危险的报道题材，摄影师是最危险的工作。
CPJ从1992年开始整理所有遇难记者的详细记录。CPJ的工作人员进行独立调查并核实每一名记者遇难的背景。只有在工作人员有把握确认一名记者因履行本职工作而遭到直接报复、卷入战火或执行危险任务（如所报导的抗议活动升华成暴力事件）而遇难时，CPJ才会将其纳入殉职名单。
如果杀人动机不明确，但遇难记者有可能因履行工作职责而死亡，CPJ将这些案件归类为”未确认”并继续进行调查。
CPJ的遇难记者名单不包括死于疾病或车祸/飞机失事的记者，除非该事故为蓄意谋划。其它新闻机构使用不同标准得出的死亡人数有所不同。
CPJ 2019年遇难记者数据库列出了每位受害者的概况，以及用于研究数据趋势的检索选项。CPJ的数据库将1992年以来所有殉职、失踪或被监禁的记者都记录在案。
埃兰娜·拜泽尔（Elana Beiser）是保护记者委员会的编辑主任。她曾在纽约、伦敦、布鲁塞尔、新加坡和香港担任道琼斯通讯社和《华尔街日报》的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