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伊丽莎白·威彻尔（Elisabeth Witchel）
“是……我干得过分了，”他如是说。按大多数看法，这应该是说得很轻了 。
这个互联网恶搞者帖给一位女作家兼活动人士或关于她的推特评论中还有下面的话：
“强奸她的美臀。”
“我会找到你的。”
“警察不会管的。”
这个男人是在同意匿名的情况下才同意接受采访的，我们就叫他吉姆吧。他说，他开始时并无意威吓谁。可是仍然难以想象，在一个公共环境里，有人会想着随便向陌生人说这样的话 。
但是，吉姆的评论代表了令人不安的互联网恶搞，这种做法已成为活动人士和新闻工作者，特别是妇女担心的要点。
恶搞（Troll），更具体地说是网络恶搞，通常指的是，一个人故意张贴挑衅信息以便挑起争议或不和。这个词已经被用来指很广泛的一些网络行为，包括从寻隙挑衅与人作对到犯罪性威胁等。网络恶搞可以专门针对某些个人，也可以在虚拟群体中出现或像一群乌合之众。若有谁的观点、长相或态度不讨他们喜欢，他们就会把那人打个稀巴烂。
设在美国的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2014年的一项研究发现，网络威吓直接影响到将近一半的网络社区，而且40%的互联网用户都亲身经历过强弱程度不同的网络骚扰。根据这项研究，男性更容易遭到网络虐待，但对妇女的网络虐待一般更加严重，包括性骚扰和暴力威胁。女性活动人士兼作家索拉雅•切玛丽（Soraya Chemaly）说，”妇女在网络遇到的这类威胁与她们在真实世界中面临的威胁是一致的。”
事实上，这类特别的网络虐待正成为许多女新闻工作者面临的职业危险。斯里兰卡新闻工作者索拉利•萨马拉辛合（Sonali Samarasinghe）在描述网络上对她的负面评论时说，通常那并非是批评她的看法，而是冲着她是女人而来。她回忆说：”有一个人写的是我没有子宫。”
萨马拉辛合的遭遇决非独一无二。国际新闻安全学院和国际妇女媒体基金会2014年3月对媒体业妇女遭到的暴力和骚扰作了调查，发现女新闻工作者遭遇的与工作相关的威胁和恐吓四分之一发生在网络上。
虽然针对互联网虐待和恶搞的影响和盛行情况所收集的证据越来越多，而且也在公共论坛上予以讨论，但这些事究竟是谁所为以及为什么要这么做却鲜为人知。由于社交媒体的匿名性和移动性，以及恶搞总是以多种形式和不同规模发生，所以很难找到一个模式。兰喀斯特大学语言学家克莱尔•哈德克尔（Claire Hardaker）写过许多关于恶搞的文章，她说，”在所有虐待的幕后，恶搞者和我们其他人一样，都是复杂的人。记住这一点非常重要。这些人可能是二十几岁的女人；是二十几、三十几或六十几岁的男人；是母亲、父亲、受私立学校教育或来自任何行业。”
尽管他们强烈爱好跻身于网络链，但为了写这篇报道要联系恶搞者却是很棘手的。许多账号已经被关闭或被查禁，好几个恶搞者根本不回答或拒绝接受采访。
吉姆在一次电话采访中表示，他是在初入社交媒体了解推特热门话题时开始发推特评论的。”我因一些傻冒想法决定参加，”一旦转推和回应开始流动起来，他就感觉到一种强烈的人格验证效应，就参加了很快变成丑陋的轨线中。他对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的解释并没有完全说明由此产生的残忍性，但却让我们得以了解恶搞的动力。
另一个推特名是@SageCommander的恶搞者（虽然他不赞成这个称呼），被人们称为约翰•布莱考特（John Blackout）[Blackout意思熄灯]，他自称自己为”刺激剂”，而不是恶搞者。他在一次通过推特进行的采访中说，”我喜欢’恶搞’某些账户，特别是当他们推一些傻冒东西时。但我并不认为我本人是恶搞者。我的推文大约20%是恶搞。
布莱考特认为他的网络评论不是骚扰，而是对那些他认为有瑕疵的见解和消息的必要抗衡。”在和他/她们及其立场面对面时，我会让人感觉不舒服，”他写道。对他来说，这是没有边际的雄辩法。”我也许会问那些自认为’赞成选择’ [主张妇女有权选择堕胎与否]的人，如果胎儿至少还有部分留在母体内，是否可以堕掉九个月大的胎儿。那不是恶搞，这只是要这些人检查其立场的勇气和极端性。
对一些人来说，这样的评论临介于或已进入仇恨语言的范围。虽然妇女常常是网络攻击的受害者，有些最糟糕的恶搞却以种族作目标。
他自称为安德鲁•奥恩海默（Andrew Auernheimer）,也以@rabide 著称，有时也叫weev，非常喜欢用社交媒体和博客环境提供的机会来兜售他的雅利安事业（Aryan Causes），其中包括白人种族灭绝（#WhiteGenocide）的主题。”从法律的角度看，我从来没有骚扰任何人，但有些人视雅利安看法为骚扰，”他在电话采访中说。虽然奥恩海默现在主要关注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诉求，但他说他对恶搞的兴趣在2014年游戏门（#gamergate）兴起时急剧上升。那次反对几名电子游戏业妇女的网络运动后来演变成一场严重的网络骚扰，包括暴力威胁和网络揭私活动（doxxing）等，后者指在网络上暴露家庭住址等个人资讯的做法。
奥恩海默因黑客及身份欺诈被监禁三年以上。他在自己的账号上贴文说：”我在狱中最想念的是推特。真的。”他说推特使他能够破天荒获得参与流行文化论争的权利。在推特出现之前，”根本没有代表我们的机构，我们被主流撇在外面。”他有2.9万个以上的粉丝。
奥恩海默把恶搞解释为其反对社会正义勇士（SJWs）之战的武器之一。他说，其最有力的功能之一就是推行”奥弗顿之窗” （Overton window）理论。这一政治理论是美国公共政治分析家约瑟夫•奥弗顿（Joseph Overton）创立的，用来界定公众能够接受的思想范围。奥恩海默称，持有相同看法的”网络公民”人数正在增长。他说，”现在正是成为一名白人民族主义者的好时间！”
近年来已经有一些努力，以发现恶搞背后的社会和心理原因。据一项着眼于恶搞者个人特点、名为”恶搞者只想好玩”的研究称，这些人根本就是坏人。由加拿大心理学术研究者艾林•巴克尔斯（Erin E. Buckels）、保罗特•拉普奈尔（Paul D. Trapnell）和德尔罗伊•波尔哈斯（Delroy L. Paulhus）发表的这份研究报告发现，”恶搞与虐待狂，精神变态及马基雅维理主义确实是有关系的，”其中虐待狂表现出与恶搞者有最”强劲”的联系。这些作者总结说，网络恶搞似乎是虐待狂在互联网上的日常表现。
但有人反对说，把恶搞者边缘化为恶毒的极端者或社会畸形者是有危险的。为赫芬顿邮报（The Huffington Post）、卫报（Guardian）及其他出版物撰写性别问题文章的切玛丽说，”这其实是神秘化了他们，但事实上他们是’正常’的，反应了人类本质丑恶的一面。”恶搞者常常以妇女为目标，”这个词本身会唤起某种小妖魔，但我们谈的是就在我们身边的那些有厌女症的人，”她如是说。
恶搞变得如此普遍，以至于一家英国保险公司已经把因网络霸凌引起的诉讼、搬家和其它费用纳入其提供的保险服务中。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能有好东西的原因：网络恶搞和主流文化之间的关系》一书的作者惠特尼•飞利浦（Whitney Phillips）争辩说，恶搞是更深层的社会问题之表现，例如普遍存在的性别歧视。飞利浦在一封电子邮件中说，”这不是’恶搞’问题，换句话说，这是文化病的迹象。我认为，日常生活中更普遍的性别歧视表现和更极端明显的厌女症的暴力例子是同样危险的。”
兰卡斯特大学语言学讲师哈德克尔以不同的原因表示同意，通过较为普遍的镜头来观察恶搞者是理解他们行为的最佳方法。她说，”我们当中，很少有人早晨照镜子时说，’今天我要在网络上攻击一个孩子，直到他们痛哭、自我伤害或甚至自杀’。相反，他们很可能以其他更能为社会所接受的方式在想，他们是在修理犯错误的人，他们认为要奋起反抗权威，他们在改正别人的错误，他们只是为了让朋友觉得好玩等等。”
那么，怎样才能处理恶搞这个有时会上升成实际暴力威胁的问题呢？何时基于性别的恶搞攻击实际上是在鼓励飞利浦所指出的更普遍的性别歧视呢？
一些妇女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法律行动成功地对抗了她们的网络迫害者。2014年，西雅图的作家兼编辑林迪•韦斯特（Lindy West）在网络上给对她恶搞的人写了一封公开信。韦斯特的敌手假冒她新近去世的父亲，说了损毁她名誉的话。令人吃惊的是，这个恶搞者通过电子邮件向她道歉。韦斯特为全国公共广播电台的”美国生活”节目记录了这些交往，其中还有两个人的电话内容。他解释说，因为在他专业上受挫以及最近跟女朋友分手的时候，他看到了一位非常自信的女人因此感觉被冒犯，引发了他这些行动。
他在给韦斯特的电子邮件中写道，”我想我对你的怒气是因为你自己的幸福感而产生的。因为这凸现我自己的不幸福感，所以我被冒犯了。这是我一生中所做的最低贱的事情。”
妇女活动人士兼作家卡罗琳•克里阿多-佩雷兹（Caroline Criado-Perez）发起的把简•奥斯汀（Jane Austen）放到大不列颠的十英镑纸币上的运动，给她引来网络强奸和死亡威胁的狂风巨浪。她起诉了两个最坏的恶搞者，其中有一名是名为伊萨贝拉•索雷（Isabella Sorley）的女人。两名恶搞者都在2014年1月因进行”极端恐吓”被投入监狱。索雷在英国广播公司作了公开道歉，大声朗读了一些她的推文，其中包括”被强奸是你最后需要担心的”和”在我动手之前先自杀吧。”她说自己的行为”骇人听闻”。”令人厌恶，恶毒，”她说。虽然她把这种行为归咎于酗酒，她也承认还有其他原因。她在接受采访时说，”我有神经病吗？我得问自己”。
然而常识认为，回应或对抗恶搞者是在”喂养恶搞者”，通常只会引起更多的攻击行动，而不是让恶搞者懊悔。吉姆说，当他攻击的目标发动反击时，他会变本加厉地加强进攻，但他并没说明为什么。
“他们想引人注意。如果你回应，他们就赢了，”这是宾州大学教授安提•巴特勒（Anthea Butler）的看法。巴特勒说，因为恶意评论，她不得不封锁了成千上万个帐号。
恶搞者常说，如果有人不喜欢听所说的话，离开对话即可。约翰•布莱考特说，依其见解，这完全取决于用户自己决定他或她可以容忍到什么程度。其他人可以决定是否成为粉丝/赞/转推/不可见/封锁，并控制自己的时间线”。
美国新闻工作者兼恶搞炸弹（TrollBusters）创建人米歇•费丽尔（Michele Ferrier）认为，对于新闻工作者来说，这是说来容易做来难的事情。她在本书里记录了自己和那些令人讨厌的读者们的经历。她说，”如果你公开的工作就是新闻工作者的话，那你就不可能在工作中避免社交媒体。你的工作都需要上网。或者，如果你是独立网络新闻提供者，你要叫谁来帮助你？”她说，无视人身恐吓是危险的。”网络没有安全的空间，除了拉黑或者干脆下限，你的选择也很有限。”
所以恶搞仍然在继续。吉姆说他计划停止恶搞，但是否能够控制想恶搞的冲动，还得等着再瞧。
伊丽莎白•威彻尔现是保护记者委员会顾问，曾担任该机构的援助新闻工作者项目协调人。她也是保护记者委员会反对不惩罚犯罪全球运动的发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