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亚秋
2015年10月，我在收集中国受众对新闻业中的性别问题的看法时，一则评论很大程度上代表了中国在这个问题上的现状，即：”女性可以利用她们的容貌和女性特征来吸引有名和有权势的男性接受她们的采访。”
这一来自一位匿名男性的评论，反映了广泛持有但日益陈旧的看法，即中国女新闻工作者不仅不是受到性别方面的限制，而是经常利用性别特征来获取好处。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香港端媒体女记者冯兆音的看法。她说，”作为年轻的女记者，有时我采访过的年长男性不愿意认真对待我。他们好像有一种态度，对于如此严肃的题材，报纸应该派个男记者来采访他们。”
有关中国女新闻工作者角色的讨论通常引起如此截然相反的观点，我的非正式调查意欲引起大家进一步关注该话题。除了通过中国两家最大的社交媒体平台微信和微博帖子收集评论外，我还采访了一些曾经或现在在中国电视台、新闻网站和报纸工作的男女新闻工作者。虽然这不是一个科学的调查，但获得的回应却既发人深省，也相互矛盾。显然，在今日的中国，性别偏见仍然是一个争议性很大的论题。
凤凰卫视前网络编辑卓玉桢是一位男性，他说在自己从事新闻工作期间，”几乎没有听到过”有关性骚扰的事情。不过，女自由撰稿人赵思乐则对我说，”女记者被性骚扰的例子？你需要多少，知名度要多高？”
这种截然不同的看法正好说明中国女新闻工作者面临的诸多挑战。
中国的新闻业是一个巨大的行业。除了无数新闻网站、博客、和常常被关闭和重建起来的社交媒体账号外，根据中国大陆2014年的报告，中国拥有1915家报纸，总发行量1.32亿；2015年底，20.8万以上持有记者证的新闻工作者中，47%是女性。有些报道估计，包括没有记者证的新闻工作者在内，新闻工作者的总数可能实际超过一百万，其中一半多一点是女性。这些数字代表女新闻工作者人数稳定上升的趋势。
不过，在过去的二十年内，在职女新闻工作者人数的增加和新闻专业毕业生中女性的高比例并不一致。多年来，中国新闻专业毕业的女生一直大幅超过男生。例如2006年，中国最著名的大学之一四川大学新闻专业硕士生中，65%是女生。2012年，中国一流的传媒教育机构中国传媒大学三分之二的毕业生是女生。主要公立大学之一的安徽大学2017届（注：即 2013届）245名新闻专业学生中，80%是女生。问题是，为什么这么多女性拿了新闻专业学位，但却没有成为新闻从业人员？答案也许和涉及新闻业的性别歧见相关。
由于政府的频繁干涉和严格的管控，中国媒体沉闷压抑的环境臭名昭著。女新闻工作者还面临文化和政治方面的额外障碍。在允许报道的话题中，有些新闻工作者能够发表重要的作品并获得表彰，但大多数是男性。许多对新闻业性别问题提供意见者认为，女新闻工作者面临的障碍，包括雇用时的性别歧视在内，是女新闻工作者人数没有大量增加的原因之一，尽管女新闻毕业生不断增加。
在中国，许多行业在雇用新人时都广泛存在性别歧视。据2014年的一项调查，86.6%的女大学毕业生说，她们在找工作的时候，至少经历了一次性别歧视。招工告示中有时会包括”仅限男性”或者”男性优先”等字眼，或者对同一岗位，提高对女性的学历要求。虽然在就业方面有好几项禁止性别歧视的法律，但这种事情仍然在发生。
卓玉桢说，”通常，单位不会雇用计划很快就要生孩子的女性。我知道这是不对的，但我也不得不承认自己在招聘新的记者的时候，也会考虑申请者的生育计划。想想这个问题：你才雇用某人不久，她就要请六个月的产假。”
李思磐是南方都市报 的前记者，现澳门大学社会学博士生。她对我说，女新闻工作者取得了进展，但也引来阻力。她说，许多报纸虽然喜欢男新闻工作者，但却不容易找到合格的男性候选人。”多年来，我听到许多报纸的人事部门员工抱怨女记者太多，因此想招聘更多的男记者，”她说，”但如果你看看申请者的简历就会发现，申请者中许多是海外大学和中国顶尖大学的女毕业生。没有多少来自名校的男性申请者。”虽然李思磐没有提供支持这一观点的研究资料，但她补充说，”总的看来，女申请者的质量比男申请者要好得多。”
同样在升职方面，女新闻工作者也受到阻力。据上海2013年一项对600多位女新闻工作者的调查，60%的受访者认为，在考虑提拔时，女性受到歧视。而2011年国际妇女媒体基金会的调查也发现，在中国新闻机构中，高层管理职务只有7.7%由女性担任。
也是女权公益人的李思磐说，”对女性领导能力的不信任是根深蒂固的。我的一位好友是一家时装和生活类媒体公司的主要编辑。过去她不屑于我有关女权的理论。有一次她所在的公司准备出版一本新杂志，她心想，按照自己的经验和经历，应该挑选她来负责该杂志。但是公司领导层并没有选她来担任总编辑，而是挑选了一位才能明显不如她的男性来做她的老板。她告诉我说，就在那一刻她突然认识到了什么是性别歧视，什么是玻璃天花板。”
提到中国新闻界中的女性楷模，有两位的名字常被提到，这就是胡舒立和江艺平。胡创办了两家主要财经杂志，财经和财新，并名列时代杂志2011年”最有影响力的一百人”名单和2014年福布斯杂志”最有权力的百名女性”名单。江艺平是广东省的自由派媒体南方报业集团的前副总编辑，以政治时评文章而为人所知。
虽然胡和江等女性的成功通常被视为与她们非同寻常的才能相关，但这也常被归功于这些女性的个人关系。一位认识胡和江因此要求匿名的女记者说：”胡和江这样的女新闻工作者是非常有才能和努力工作的女性，但同时她们也是中共领导人的子女。如果你不是一个有权势男人的女儿或配偶的话，在新闻界要取得她们那样的成就是几乎不可能的。”
胡的外公是一位著名的翻译家和现代中国最早和最有影响力的报纸之一申报的编辑。她母亲是北京工人日报的一位资深编辑，她父亲是工会的一位共产党员干部。江的父亲是一位共产党革命家，曾参加过中国的国内战争后来成为广东省最年轻的领导之一。
胡和江都没有回复有关她们的关系是否有助于她们克服性别偏见的电邮询问。
大体上，中国女新闻工作者获得的表彰和新闻奖项非常之少，部分原因是她们易受制于被分配去报道的题材，但据一位新闻工作者所说，有时是因为明显的性别偏见。2011年对两项官方新闻奖，即中国新闻奖和长江和韬奋奖的调查发现，获奖者中女性只占19.6%，而在1991年到2009年，评委中女性的比例不到7%。
因担心受报复而要求匿名的一位女新闻工作者回忆说，”我有一次撰写了一篇有关性骚扰的调查报道。报道发表后，受害者将案子告到法院，最终打赢了官司。这成了当年的大新闻。但在年底我们报纸的年终评奖中，我只得了铜奖。我觉得自己的报道至少与男同事获得金奖的报道一样好，或许更好，因为我的主题更新颖。”
中国女性的刻板印象是感情用事、缺乏逻辑性和分析能力，这也会影响她们的职业机会，且有碍于她们的事业发展。
笔名为红娘丁当、如今在威斯康辛麦迪逊大学攻读传播学博士学位的一位资深新闻工作者说，”中国媒体业提得最多的价值观中经常包括’理性’和’建设性’这样的字眼。一个好新闻工作者的品质是意志坚强，理性并客观。所有这些都被视为我们社会中男人天生具有的特征。男人仅仅因为他们是男人，就能得益于体制。”
我采访过的新闻工作者都同意，包括灾难和与政治、经济和军事有关的话题在内的硬新闻，通常被分配给男新闻工作者。而家庭问题、时尚和娱乐等”软新闻”的报道则被分配给女新闻工作者。男新闻工作者报道的硬新闻通常会被归于”大新闻”从而获得专业上的肯定。
红娘丁当回忆说，”我记得在2003年中国发射第一艘载人宇宙飞船时，派到发射地酒泉的都是男性。在2008年四川地震中，大多数在灾后震中心的都是男性。少数去到那里的女新闻工作者采访到了救灾的士兵。男新闻工作者抱怨女同事获得这种机会是因为男士兵们喜欢和女性聊天。我心想：你们这些家伙为什么不想想，首先有机会进入震中现场的绝大多数都是男性。”在南方都市报派去报道地震新闻的41位新闻工作者中，只有10位是女性。
有些男新闻工作者辩护说，这种分工是为了保护女新闻工作者，减少她们面临危险和困难的情况。南方都市报编辑徐红刚说，”报道交通事故和火灾等事件需要体力。男性体质要强壮些。”
在谈到2012年一则关于浙江省人体器官走私团伙的获奖报道时，卓玉桢说，”如果我来做决定，我肯定不会派一位女性去暗访私下的肾交易。作为老板，你要对下属的安全负责。”
在回复我网络调查的女新闻工作者中，有些描述了她们工作中碰到的性别问题，例如性骚扰和晋升决定歧视等；有些则不认为新闻业中有性别歧视，她们说，在报道中，男女新闻工作者都在发挥各自的长处。许多男留言者，无论是新闻工作者或者非新闻工作者，怀疑该问题本身的正确性，他们表示，女新闻工作者实际上占有优势。他们当中的一位说，”人们更容易接受被女记者接近。”另外一位写道，”女性，特别是漂亮的女性，更容易获得有价值的信息。”还有一位则指称，”女人可以和男领导睡觉，以获得她们想要的东西。但男人却做不到。”
现在欧洲居住和工作的张欣曾经是重庆电视台的女记者，她在回复对这种看法时说，她熟悉这类说辞。”人们常常认为在电视广播业工作的女性都靠睡觉来上位。虽然有这种情况，但是它们绝对不如许多人认为的那样普遍。我们努力工作，经常熬更守夜，我们的社交圈子非常小，”张欣如是说。
李思磐表示，有关女性可以用性别特征来获得晋级好处的看法是不实际的。她说，”要成为一个好的新闻工作者最终靠的是写作水平。我从来不知道有哪一个记者通过睡觉能够在专业上获得承认和尊重。”
冯兆音说，”如果女新闻工作者能利用她们的女性特征来接近男性受访者的话，男新闻工作者也同样会用他们的’哥们情’来接近消息来源。”
赵思乐说，女新闻工作者用她们的女性特征来获取好处的看法可能是受到中国近年好几起有关政府官员和女电视主播丑闻的影响。例如2013年，据报道中国国有电视媒体中央电视台一系列女主播因为违法卷入共产党领导人周永康案而被调查。周是前公安系统、法院系统、国外和国内情报机关的负责人。
李思磐说，对女新闻工作者的指责也可能是因为男记者因女记者的人数增加且知名度上升而感到受威胁。女新闻工作者的数量并没有和新闻毕业生的数量保持一致，尽管这两个数字都在增加。而且，虽然也有极少数女新闻工作者获得表彰和嘉奖，但她们要打出知名度仍然很慢。
闾丘露薇是凤凰卫视的前记者，现宾州州立大学传播学院博士生。她在2003年成了报道伊拉克战争的第一位中国女战地记者后，名字在中国家喻户晓。被称为”战地玫瑰”的她获得媒体的广泛关注，但大多注意的是她的性别，而不是她的工作。
关于媒体强调她性别一事，闾丘露薇说，”这是我们时代的反映。”她将此事与1990年代早期报道海湾战争的新闻工作者克里斯汀·阿曼普（Christiane Amanpour）做比较。”我并不太介意人们看重我的性别。但如果有机会，我总是会表达这样的看法，即在报道新闻时，重要的是我的经历，而不是性别，”闾丘露薇如是说。
闾丘露薇相信，大众对女性在危险地区报道新闻的新鲜感正在消失。她说，”如今情况正在变化。对于媒体把女性在冲突地区报道作为卖点的做法，中国观众不再买账了。”
王亚秋是保护记者委员会东北亚通讯记者。她拥有乔治华盛顿大学国际事务硕士学位，曾在外交政策、大西洋月刊和改变中国等刊物上发表过关于中国公民社会和人权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