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卡伦• 科茨（Karen Coates）
这是乌干达乡村宁静的一天。下午，妇女们坐在塑料椅子上乘凉。我和几位新闻工作者在这里参加国际妇女媒体基金会（IWMF）资助的一次报道旅行。村女们欢迎我们并开始向我们诉说她们的生活。这时事情发生了，阴影中一个男人盯着我们，其他人开始围拢过来，情况紧张。有人不喜欢我们在这里。
他们来自四面八方，挥舞着棍棒和竹竿。我们跑，他们追。这群暴徒追近时我们奔跑到村子尽头的一座房屋周围。那里有一面墙，我们跳不过去。我们别无他法，只有转身面对这些家伙。
我的心怦怦直跳：这就是我们，手中只有笔记本、照相机和录音机的我们，必须面对12个手持棍棒的乡民。我紧紧抓着同事的手，大家紧贴在一起对抗各种冲击，在人群中间跌跌撞撞奔向我们的汽车。最后我们全都安全逃出，但狼狈不堪。
这一切只是一次测验，是由全球新闻工作者安全组织（GJS）举办的妇女新闻工作者如何对付险恶环境训练的一个组成部分。没有真正的危险，暴徒也不是真的。但几乎其他样样都是真的：乌干达的太阳、国际妇女媒体基金会的记者、妇女、棍棒、墙和我怦怦的心跳。这一切都是为了练习如何应付突然发生的危险和出乎意料的袭击。而这次的情况是，生活在冲突重重社会中的村民们怀疑我们这些记者究竟要干什么。
虽然暴徒和村女们都是全球新闻工作者安全组织雇来的，记者也来自好几个国家，大多数从美国来，但当我看到那堵墙，然后转脸面对暴徒时，我突然回忆起我在东南亚报道过的那些暴乱。身为新闻工作者，我面对过炮火、抢劫、手榴弹、政府监视、拘留和遣返。可是到目前为止，我还从未受过如何对付这些情况的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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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接受训练的时候，2015年已经过去了9个月，当时已经是新闻工作者死亡创纪录的一年。到这一年年底，据保护记者委员会（CPJ）调查，至少有71名新闻工作者直接因工被杀害。新闻工作者被谋杀的案件占三分之二。
救援同事记者教育组织（RISC）副主任莉莉•亨迪（Lily Hindy）说，”当今新闻工作者的人身安全面临着更多的威胁，因为他/她们已经成为攻击目标，过去有危险只是因为他/她们距离危险太近，可能被双方交火击中；而现在他/她们成了专门目标。”
在面临如性攻击和性骚扰等方面，女新闻工作者比男人面临更多的危险，这也是如IWMF组织的这种针对性别的安全训练更加普遍和越来越有必要的原因。
2014年，IWMF和国际新闻安全学院(INSI)发表的”新闻媒体中女性面临的暴力和骚扰”报告，被称为首次对全球女新闻工作者威胁所作的综合报告。IWMF 执行主任埃利萨•李斯•穆尼斯（Elisa Lees Muñoz）在电子邮件采访中对我说，”将近三分之二的受调查者说曾经因工作关系遭受过某种形式的恐吓、威胁或虐待，严重程度从辱骂到死亡威胁不等。”这些事件大多数从来没有报告过，多数”是在工作场所而不是在采访地点发生的。”不过，仍有许多妇女报告了人身暴力事件，如在户外采访抗议、集会或公开活动时发生的推、搡、被用武器或其他器具攻击等。14%以上的回答者说她们遭到的性暴力与工作有关；所有回答者中将近一半说她们忍受了性骚扰。
“不论是面对单个或成群的男性攻击者，还是性攻击激进的群氓，女人比男人遭受性攻击的风险都更大，”GJS执行主任兼CPJ新闻工作者安全资深顾问法兰克•史密斯(Frank Smyth) 说。现在不清楚到底是这种风险增加了，”还是男女新闻工作者现在终于开始谈论这件事从而引起了更多的注意，”他如是说。
此问题因为2011年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记者和CPJ董事成员拉娜•洛甘（Lara Logan）在埃及解放广场这个对于新闻工作者来说臭名昭著的危险地区报道起义，遭到一群暴徒的性攻击而引起国际关注。英国新闻工作者娜塔莎•史密斯（Natasha Smith）也遇到类似攻击。2013年，一名荷兰新闻工作者在同一地方采访抗议示威时被强奸。其他还有：摄影记者林赛•阿达利奥（Lynsey Addario）在其回忆录”这是我所为“中以扣人心弦的手法，详细描述了她在利比亚遭到的绑架与攻击。
许多新闻工作者说，这已经够多了，并开始采取了行动。
IWMF 的穆尼斯说，”我们决定只要有可能，就会给同我们一起工作的任何妇女提供如何应对险恶环境的训练。我们相信这是我们的责任。”
这包括使我置身于乌干达假暴徒之中的GJS训练。那是多种情景之一—-绑架、车祸、枪击、手榴弹、阻击手攻击等。对这些情况，我们进行了单人和小组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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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会把你推出舒适区，”训练第一天史密斯就告诉我们。不过，他补充说：”我们不希望让你受到精神创伤。”跟真实生活不同，只要举一举手，我就可以在任何时候停止任何行动。
三天的训练课程包括了从急救护理到武器，到数字安全等所有内容。我会永远记得”急救123″（DR. ABC）：即危险、反应、气道，呼吸、循环。如果我看见有同事被枪击，或有陌生人在交通事故中受伤出血，我现在知道在寻求帮助之前应该采取什么急救护理措施。
作为一名记者，我很早就有警惕周围环境的直觉，从大和小范围评估周围的情况。但我承认，自己对程序性的该做之事却松懈了：如外出报道前先进行风险评估、离开之前制定与朋友或亲戚们联络的计划以及生存证明文件（proof of life document），该文件包括在最糟糕的情况下，可以用来证实一个人是否还活着的秘密信息。（这些表格和全部有关新闻工作者安全的资讯可以在保护记者委员会网站上”新闻工作者安全指南”和罗利信托（Rory Peck Trust）网站上找到。
朱蒂斯•马特勒弗长期在外国当记者，并独立或与哥伦比亚大学合作对新闻工作者进行安全培训。她说，”看看最糟糕的情况，然后着手准备应付。我从80年代开始进行报道工作，新闻工作者那时已经成为攻击目标，而且危险很多，但现在都认识到了这一点。我们那时没有公益组织，没有培训组织，什么都没有。编辑会给我们一瓶苏格兰威士忌这样的东西，然后就说祝你好运。”
马特勒弗说，现在已经有了更多的资源，但还可以更好。
“很少有人真正给妇女提供培训，而且我认为这事被遗忘得太久了，”马特勒弗说。许多如何对付险恶环境的课程都是由有军事培训经验的男人提供的，他们的做法是在某人头上套个袋子……，然后说这就是被绑架的样子。她说，”这并不能帮助你做出正确的决定。它所教的只是让你知道狗屎撞上风扇[意指碰到大麻烦]的时候是什么样子。”她的培训却着重教你首先怎样避免这些情况。
培训固然重要，仔细审查培训课程本身也同样重要，马特勒弗说。在有些场合，男培训师在教如何避免行凶者时扮演得太过逼真，妇女应避免这种情况。她说：”我跟无数被男培训师攻击或骚扰过的妇女谈过话。男军人倾向培养一种非常敢做敢为的男孩式环境，但女性不会那么容易适应这种环境，因此一开始的环境就让妇女感到，这已经超过了她们的舒适区。
按照”西方军事思想”设计的安全训练并不最适合大多数户外记者，史密斯对此表示同意。他说，”新闻工作者和非政府组织员工是非武装平民，这些人经常在当权者或其他携带枪支的人中间周旋。这需要一个比传统军事训练能够提供、但更广泛和更细致入微的技能组合。”全球新闻工作者安全组织小心但公开地对待性攻击。男女都包括在GJS的训练当中，因为”男女双方都必须是解决问题的一个组成部分，”他说，”很久以来，性攻击这一主题就是禁区，因此小范围内的低声讨论只会加剧对该议题的污名化。”
马特勒弗说，的确如此，这种污名化使得许多妇女在遭受攻击后不愿提及此事。她说，”还有一点就是你不是个好专业人士的污名化。这些妇女的的确确感到她们很孤立。”她们通常不会给老板报告这种事情，”特别是自由撰稿人，她们担心今后不会再被分配其他工作。”
国际妇女媒体基金会和国际新闻安全学院的调查证实了这一点。一位喀麦隆的新闻工作者说，”我从来不报告这种事。我该向谁报告啊？威胁我的人就是我在正常情况下，必须向其报告的那个人。”（此调查没有包括被调查者的姓名。）
另外一位美国人写道，她给其上司报告了工作时被骚扰的情况，但却自食苦果。”我就是那个被叫回家并被解除正常工作的人。很快我就成了调查的对象。”
许多回答者说，与工作相关的攻击给她们带来了身心痛苦。有些开始使用笔名，有些放弃某些特别报道，有些永久搬走或者完全放弃新闻工作。最后的结果是，对妇女新闻工作者的威胁通常最终成了对公共信息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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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防是关键，这是安全训练的主要课程之一。而且很多情况下，这归根结底取决于你 。史密斯说，”你毫无选择，必须考虑自己的安全。”
马特勒弗谈到了她在布隆迪进行报道时的一次经历。她碰到了一个关键性的消息来源，这位军官想在宵禁之后带她出去。她说，”我立即知道，我有那种啊呀的感觉。”她没有和他一起出去。”我没有得到消息，失去了这位消息来源，但我没有被强奸，”她如是说。”我们必须做这种男人们用不着做的困难决定。男人完全可以和他出去喝酒，而且不会有问题，”妇女必须采取特别预防措施。她说，”晚上大家都会到旅馆的酒吧，你真的必须非常小心谨慎。有人会在你的酒中放药，你会醉酒……，如果醉了，你就不能快速反应。”
如果发现问题，有一个对付最坏情况的计划是至关重要的，马特勒弗说。
她说，和记者一起工作的人也应该问这样的问题，”在女新闻工作者外出前，这种问题就应在编辑部时予以讨论。整个新闻界都应该知道这点。”
遗憾的是，独立新闻工作者似乎更加孤立。据国际妇女媒体基金会和国际新闻安全学院的报告，”自由撰稿媒体人员工作中有时会面临额外的风险，因为他/她们没有机构资源或新闻机构对其员工提供的支援。”
救援同事记者教育组织的亨迪说，”自由撰稿的安全全靠自由撰稿人自己和发表其作品的出版社。自由撰稿人如果不彻底评估任务风险，不经过训练并携带正确的设备做好准备就到危险地区去是不负责任的。同样，编辑/出版社如果支付自由撰稿人的薪酬不足以保证他/她们安全完成任务，以及不正确询问了解他/她们是否已经做好充分准备去完成任务的话，也是不负责任的。如果自由撰稿人没有经过训练，而出版社想要他/她们到冲突地区去完成任务的话，我们认为，出版社应该帮助他/她们付费，以做好充分的准备。”
这种准备是否有效？史密斯说，”我们通过几种方法衡量成功与否：即完成课程后受训者立即给我们的直接与匿名的反馈；受训者讲述他/她们后来外出工作时如何成功运用训练课程的经历；以及我们新闻和非政府组织客户名单的不断稳定扩大。”
罗克珊奈尔•斯科特（Roxanne L. Scott）是一位自由撰稿记者，2015年她在去刚果民主共和国进行报道前，在肯尼亚参与了国际妇女媒体基金会的安全训练。她说，参加训练改变了她对待危险的方式。”即使不在工作时，我也总是注意周围的环境。例如此前我进入自己的车时，总是先坐下来发一会儿短信，有时车窗是开着的。安全训练告诉我，这样是危险的，因为有人可能会走过来，从我手中抢走手机或者打开车门。因此现在每当上车时，我就会尽快发动车辆并开走 。我还学会了如何知道谁在周围。如果在黑暗的地方，我总是看看四周，以便了解谁在附近，这样就会有备无患 。”
马特勒弗说 ，她希望看到最有用的女新闻工作者安全培训的确凿数据。她说，”我不能给你们数据。我们需要做整个新闻界的调查，以了解哪种训练有用，而不是基于道听途说。”她相信这种调查应该来自中立的非盈利机构。她说，”培训员确实很难做这种调查：即针对他们所做的是否确实有效做一个确确实实彻底的数据分析。我感觉任何时候只要你提供的服务涉及盈利时，情况就会混淆不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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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乌干达的那天下午，当测验中的暴徒包围过来时，我回想起了我报道的柬埔寨抗议。我想起希望能够穿越时空回到过去的时刻，真希望能够改变当时采取的步骤并完全避免当时的情况。
但是：那是没用的。即使我能够倒转时钟回到过去，我仍然可能会面对暴徒，而且是真正的暴徒。作为一个新闻工作者，我选择的工作就是到有新闻的地方去，在当时来说，就是到有危险的地方去。没有任何训练能够减少我的那种冲动。
独立新闻工作者莫利•麦克拉斯基（Molly McCluskey）参加了2014年在乌干达举办的国际妇女媒体基金会安全训练，后来她在刚果民主共和国从事报道工作。她说，”我们从来不会有百分之百的安全，这就是我们专业的性质。准备和训练有助于减少危险，但是只要我们在现场，追问人们不想回答的问题，我们就会处于不同程度的危险当中。如果要感到更安全，我只好完全改变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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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一些对任何性别的新闻工作者都适用的安全提示，它们来自安全训练项目，个人经验和国际妇女媒体基金会和国际新闻安全学院的报告：
- 在进入潜在危险地区之前，进行危险评估
- 制定在户外与关键人联络的通讯计划
- 准备一个在被绑架情况下可使用的生存证明文件
- 懂得你周围的语言，或者雇用懂当地语言的人
- 在人多的地方，呆在他们周围；不要到人群当中去
- 一定要有一个逃离线路
- 旅行前，对当地医院进行调研
- 制定撤退计划
- 知道如何保存自己的信息以及如何将其弄到国外
- 了解你自己的工作对消息来源、助手以及当地新闻工作者会有什么影响
卡伦• 科茨是布兰迪斯大学舒斯特调查新闻学院的资深研究员。她获得2015年国际妇女媒体基金会的资助，到乌干达和卢旺达进行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