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考特尼•拉奇（Courtney C. Radsch）
报道大众文化的安娜•弗雷塔斯是一位26岁的巴西新闻工作者。她回忆说，有一次她撰写了一篇关于大众文化视频、电影、连环漫画或游戏相关的网络评论板不喜欢妇女和少数民族的文章，但在说服她工作的新闻机构YouPix的编辑发表这篇文章时碰到了困难。
当时，弗雷塔斯是一位自由撰稿人，虽然编辑赞扬她的文章不错，但报纸却不愿意发表。她 2015年11月在巴西若昂•佩索阿（João Pessoa）参加互联网管理论坛有关反对针对女性的网络虐待的讨论中说，”他们不需要那种关注。”
弗雷塔斯说，最后她在赫芬顿邮报巴西版上发表了那篇文章，立即在社交媒体上遭到恶毒的攻击。她的个人信息被以网络揭私活动（doxxing）的方式被在网上公布，家中收到有虫的包裹。由于担心自己和家人的安全，她离家好几个星期。
网络攻击对她产生了一系列影响 ，其中之一是编辑们不再接受她的文章。她对我说，”我再也不能从事自由撰稿的工作了。”网络攻击剥夺了她的这种生计方式 。
她说，”无论是不是自由撰稿人，媒体公司都要支持为其工作的人，这是非常、非常至关重要的。媒体公司在反思其社会作用的过程中，如果能认识到这一点就非常好了。”
放弃自由撰稿后，弗雷塔斯开始进行全职撰稿，现为Nexo Jornal写稿。她说，她的编辑知道此前发生的事情，因此”在争取撰写有关少数人群文章的时候，我仍然会三思而行。不能再重演过去发生的事情。”
弗雷塔斯2011年在O Estado de São Paulo做全职记者时，因撰写另外一篇大众文化的文章也曾受到网络攻击。她说，这一次她工作的报纸发表了一篇支持社论，并给她提供来回办公室的车辆，因此缓和了攻击。
不过，出版人并不总是做出这样的反应，结果导致许多面临攻击威胁的女新闻工作者被迫进行自我审查。
针对如何对付网络虐待妇女和女孩的问题，互联网管理论坛赞助了为期一年的互动调查，结果发现网络虐待和针对女性的暴力”产生的环境使得妇女们在表达自己时会感到不安全，因此妨碍了妇女自由表达的权利。”女性和女同性恋新闻工作者如本身是少数民族，或在她们工作的国家是外国人，很可能面临其他的威胁或暴力。
据在2015年互联网管理论坛上发表的”针对妇女和女孩的网络虐待和性别暴力最佳实践论坛”研究得出的结论，”打击和解决网络虐待和性别暴力的努力通常源于发达世界，且也趋于反映发达国家的情况、文化认知和预期。”
针对网络骚扰和威胁妇女的情况并没有收集到多少数据，关于女同性恋新闻工作者可能面临许多类似攻击的数据也是如此。但是许多研究表明，这种问题是很广泛的，这些研究包括国际妇女媒体基金会和国际新闻安全学院共同发表的调查，进步通讯协会的工作，还有大量的逸事证据 ， 其中有些在这本书的其它章节被提到。
非新闻工作者和执法官员通常建议，面临网络威胁的新闻工作者别用推特和脸书，但是大多数新闻工作者认为这种回应既不实际也不足够。新闻工作者是依靠社交媒体进行调研和传播新闻、与受众互动并建立自己公共形象的公众人物。让其离开社交媒体实际上会加大暴力，使暴力得不到揭露，会给新闻工作者带来经济上的影响。
但是，接受撰写本文采访并就此话题发表见解的新闻工作者说，通过社交媒体报道虐待通常感觉没有用处，因为请求帮助得不到回答和承认。
对新闻工作者的采访以及围绕玩家门（#gamergate）越来越多的讨论说明，有些电子和社交媒体平台的经理们认识到需要采取更多的行动以增强用户打击网络虐待的能力，但是在媒介是否应该扮演更积极的角色，以及如果应该的话，如何扮演相关角色也存在不同意见。谷歌一度考虑过实名制政策，推特已表示要使对问题帐号挂旗警告更加容易。所有的主要平台都受到批评，对该问题的报道和解决缺乏透明，并未能包括非欧洲/北美妇女的观点。
新闻工作者阿维娃•鲁特金（Aviva Rutkin）提出了五项保护不受网络威胁的措施，其中包括保存记录并向当局报告虐待。有些国家的政府已经采取行动实施更加有效的回应。南非2013年生效的保护不受骚扰法要求电子传播平台支持法院保护不受骚扰的命令并对不提供必要信息进行罚款。
在美国，用户可以向互联网犯罪投诉中心（IC3）投诉，但是就像在其他许多国家一样，受害者能够通过法律解决该问题的途径非常少，作为反骚扰运动的一部分，其中一个可利用的途径就是以侵犯版权为由要求删除照片和视频。不过，试图利用版权法来解决问题很麻烦，要求受害者给当局提供冒犯性照片，扩散这些照片会延长网络攻击伤害的影响时间和对妇女的伤害。
在世界许多地方，包括拥有解决网络虐待机制的国家，执法官员几乎没有准备好如何处理此类投诉问题，要求进一步扩散冒犯性的内容，可能会使伤害持续下去。
巴西新闻工作者弗雷塔斯说，”警察不知道如何对付这些攻击，”这也是全球新闻工作者反复提出的一个问题。
基兰•娜兹（Kiran Nazish）在纽约时报发表的一篇有关对巴基斯坦女新闻工作者威胁的文章中写道，”说服女记者谈论她们案子的一个重要障碍一直是不光彩的事情。敢于说出其困难的女新闻工作者会遭到公开侮辱，受到政客和当局的支持者们的骚扰。她们的家庭和同事也和她们一起经常受害。”
其他人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即选择是否公开她们的遭遇是女新闻工作者面临的关键问题，因为公开这样的事情犹如双刃剑。一方面，这样做可以带来安全感和同志间的情谊。另一方面，也可能在网络上引起更大的愤怒，并升级为暴力。美国游戏门争议的情况就是这样， 此事使得报道电脑游戏的女新闻工作者成为攻击目标，暴力的网络电脑游戏者一直试图在网络上和网络下摧毁她们的职业生涯。
游戏门是针对电子游戏业妇女发起的一场骚扰运动，其中也包括针对报道强奸和死亡威胁的新闻工作者和评论员进行的攻击。
阿尔祖•盖布拉耶娃（Arzu Geybullayeva）是一位在土耳其工作的阿塞拜疆新闻工作者，她撰写本书的其中一章。2014年她成了网络攻击的目标并不断收到仇恨信息。不过她说，公开此事无论是从个人还是专业角度来说，都使得她更容易对付这种事情。
她说，”在我开始收集资料，分享并公开谴责这些人后，事情就更容易了。截取屏幕图像、分享并在推特上揭露这些人，我认为这是正确的办法。在某些时候我甚至想去找这些人的简介，找一些这些人非常漂亮和甜蜜的照片，然后与他们传播的丑恶信息放在一起。我至今仍然想做这样的事情。”
在2015年的斯德哥尔摩互联网论坛上针对网络性别暴力的一场会议中也提出了这后一种想法。34岁的公民新闻工作者及乌克兰环球之声编辑塔尼娅•罗库特（Tanya Lokurt）对我说，”虐待来自普通人，并非来自恶魔。”她讲述了一位俄国女同性恋者利用这种点名谴责办法来反击她在社交媒体上收到死亡威胁的故事。她说，”这种并列是非常有趣的”，因为”通常情况下，俄国的互联网是不怕使用名字的，他们不怕其名字被与谴责相连。”
在一篇有关如何反击强奸和网络威胁的文章中，鲁特金描述了另外一位新闻工作者，澳大利亚的阿拉纳•皮尔斯（Alanah Pearce）的情况。据鲁特金的报道，这位报道游戏的新闻工作者在发现许多在她的脸书上贴威胁信息的人是小孩时，”她开始寻找这些孩子妈妈的简介，并把这些信息的截屏图像传给她们。一位颇感惊奇的妈妈迫使她的儿子给皮尔斯手写了一封道歉信。
最佳实践论坛提出的另外一种补救办法是要求社交媒体平台的新用户完成一次简短的培训，了解什么是可接受的行为和如何报告虐待。
最佳实践报告突出强调了可能减少网络骚扰和虐待方法的复杂性，据该报道认为，禁止匿名并不是灵丹妙药。该报告说，”网络虐待和性别暴力很大部分出现在匿名账号或使用笔名和/或假名的帐号。但从另外一方面看，匿名也被认为是妇女行使其网络权利的宝贵工具。”
一些决策者和平台已经提议，将取消网络匿名作为解决暴力以及其他诸如极端主义和仇恨言论的方法之一，但对于这种办法是否正确，则存在分歧。巴西宪法禁止匿名，但这对减少对弗雷塔斯的攻击并没有起到多大作用。据联合国关于表达自由的特别报道，厄瓜多尔、伊朗、委内瑞拉和越南都对网络服务实行实名制登记，这相当于某种禁止匿名。不过联合国的这一报告并没有对这种措施的效率进行评估。据保护记者委员会调查，实名制政策不但限制言论自由，而且会加剧网络欺诈和审查。
最佳实践报告指出了使用匿名来反击网络虐待的复杂性，并表示”虽然匿名和保护隐私对于网络表达自由权利，包括妇女获取关键信息和支持服务的权利至关重要，但这些权利也可能有助于网络虐待和性别暴力，因为这会给施暴者提供一种隐形保护层，似乎可不受惩罚。”
而且，在网络上骚扰妇女新闻工作者的并不总是匿名的陌生人。有些评论来自男同事和那些设置长评论链的消息来源，这类评论链会加重相关攻击。33岁来自巴基斯坦、报道中东的独立新闻工作者娜兹在为时代周刊撰写文章时就经历过这种情况。
娜兹详细记录了巴基斯坦女新闻工作者面临的威胁和暴力的范围，包括她自己在调查与安全相关的问题时遭受恐吓的故事。其报道发表后，她面临大量社交媒体仇恨的攻击。她对我说，”数百条推特骂我是丑化国家的叛徒。”
在进行调查工作之际，娜兹说她被告知”如果写这个故事，你将和你朋友们一样被杀死。这些威胁是非常明确的。我经常撰写对新闻工作者威胁的报道，诸如’和你朋友一样’的关键词被特别用来吓唬我。”娜兹说，性别层面的问题显而易见，因为这些骚扰大多来自巴基斯坦的其他新闻工作者。这些新闻工作者对她说，作为女人，她应该对此有所预期，而且她只想引人注目。”他们告诉我说，’你被威胁，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这是工作的一部分，’有些人说’你不过是要想引人注目。’这就是关键的区别，一旦女人成为目标，她们就被视为应该面对挑战，而得不到同情。”
娜兹曾选择回应某些明显来自恶搞者的评论，但是一两次之后就决定不再继续了。她说，”关于恶搞，问题是没有一个正确回应的公式或方法。有些被当成目标的人选择回应，有些选择不回应。我不知道你要做的事情何为正确何为错误，这都是要看情境的。”
2014年皮尤研究中心（Pew） 就网络骚扰在美国进行的调查发现，在被骚扰的新闻工作者中，只有大约40%的选择回应，他们中间只有大约一半的直接在网络上面对骚扰者，例如将他们列入不友好名单或者封锁他们或者回应相关评论。有些新闻工作者则删除或报告相关评论或者修改自己的用户名称或简介。
有些平台，包括推特在内，允许匿名或者假匿名。其他如脸书等平台则禁止或使匿名更加不容易。
保护记者委员会的技术员汤姆•罗文塔尔（Tom Lowenthal）指出，有两种明显不同的平台：如脸书这样的平台给人们提供根据用户自定喜好挑选出来的材料，而在推特和即时信息服务等平台，所展示的信息并不是平台和规则系统决定的。结果就是不同的平台需要不同的方式来对付威胁和虐待。
封锁账号是一些新闻工作者用来对付恶搞者的另外一种策略。报道俄国和乌克兰的罗库特说，她的共同编辑也被恶搞，但与对她的攻击不同的是，针对她同事的攻击更多集中在指控他缺乏知识或攻击他的政治立场，而不是针对他的性别。
另外一种办法是建立封锁名单。游戏门期间，在发表了有关性骚扰的博文后被骚扰的新闻工作者兰迪·哈珀（Randi Harper）采取的就是这种办法。她为推特创造了一种自动纳入封锁账号名单的工具，这样冒犯性的游戏门账号就不会在用户的推文消息栏中出现。诸如完全封锁（Block Together）等第三方插件也有同样的功能，虽然这些功能并不能完全融为一体或者并不如预期的那样易于使用。
罗文塔尔说，”我绝对认为社交媒体和传播工具应该使这种功能得到更加广泛的使用。”他补充说，虽然妇女和弱势边缘化人群社区正在学习在成为攻击对象时使用哪些工具才有效，但这种办法也是各有利弊的。”如果有许多人恨你，而其他人对打击、跟踪或进行身体攻击感兴趣的话，让你不知道这些威胁的工具可能会使你面临更大的危险，”他说，”如果有人贴出我的家庭地址，这种信息是我立即想知道的。”
在数字时代女新闻工作者网上和网下这种虚假的二元区分下，需要许多方法来解决网络骚扰和虐待问题。最终，反击并减少针对妇女的网上或网下暴力的方法将需要多样化，并把一直在变化的规范考虑在内，使得类似的攻击不被人们所接受。社交媒体平台也有责任，应更快速反应并给与用户更大的控制能力。最后，遭受攻击的新闻工作者的最佳行动方案将视具体情况和地点，综合考虑将监视、在合适的情况下回应威胁以及向相关平台和/或当局报告融为一体。
考特尼•拉奇是保护记者委员会公益主任和即将出版的《埃及网络活动主义和公民新闻：数字不同政见与政治变化》一书的作者。